《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对于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巴赫金，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对其思想接受的过程，并深入探讨其对中国当代文论转型等的意义。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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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在我国，巴赫金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外国文学理论家、美学家之一。
对巴赫金的接受，在我国极为广泛。据说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文学、美学思想的论文，已有120多篇，有关他的专著，也已有5—6部之多，它们大多是博士论文。
我到一些大学讲学，不断有硕士、博士研究生找我商量，他们要做有关巴赫金的学位论文，并且和我讲到，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美学思想，使他们在理论知识、方法论上受益匪浅。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大学的文学理论博士点，指定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文学理论必修课的精读文本，并让博士生逐章讨论，探讨巴赫金是如何把其思想贯彻于作家文本研究，得出独特的理论观念的，以及巴赫金在自己的著作里所得出的结论与他所研究的文本之间的真正的关系所在、差异和问题。这种经典性的学术著作的解剖式个案探讨，无疑会大大提高年轻学者的科研能力。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巴赫金的理论和西方各种文学、哲学思想曾长期被拒于国门之外，使得我们对外国的文化、文学、哲学思想的现状和进展一无所知。甚至到了80年代初，那时巴赫金的文学理论、美学思想早已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但我们对此仍然所知甚少。1982年，复旦大学夏仲翼教授译出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下称《诗学》)第1章，并在《世界文学》上刊出，随后巴赫金的著作的译本不断出版，有时一本著作竟出现了几个转译的译本。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6卷本的《巴赫金全集》，成为我国巴赫金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该社不久即将出版《巴赫金全集》的第7卷。 巴赫金著作的7卷本出版，将会完整地反映巴赫金著作的全貌。2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在我国，众人争说巴赫金，成了文学研究中一道好看的风景线。人们从各种社会思潮、文学流派思想、不同的学养积累探讨巴赫金，在撰写有关巴赫金学术思想的作者中间，既有文学理论家、美学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也有其他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家和一般爱好者。“对话”、“狂欢”这类巴赫金的话语，被不少学人广泛运用，几乎成了日常口头语，看来这种话语的“狂欢”和巴赫金研究的“狂欢”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巴赫金被我国学界如此广泛地接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他的文学理论思想具有理论的深刻的独创性，理论深度的专门性，以及理论广泛的开放性、当代性特征。
深刻的独创性，表现在自称是哲学家的巴赫金将其深刻的哲学思想融合进作家文本的细读与研究，赋予“对话”、“狂欢”以活生生的人的现实生存的含义，但又是彻头彻尾的文学文本意义，从而使得这一理论研究获得了深层的哲理性。他的理论的深度的专门性，表现在超语言学、话语思想、文本思想、话语体裁、小说理论等方面都有理论上的开掘和创新，一反原有文学理论的程式与规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他的理论的广泛的开放性，在于既深刻独创，又不自我设限，可与各种学派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各自受益，而被广泛接受。 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著作，主要部分虽写作于四五十年以前，但至今读来仍感新鲜，它们有如针对当今文学理论中的问题在进行探讨，保持着理论的强烈的当代性特征。
人们看到，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思想，明显地不同于同时期的苏联传统的文学理论思想，没有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气味，也没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封闭烦琐特征。它们探讨文学问题，视角新颖，观点独特，追根究底，深刻独创，具有宽阔的文化含义。特别是他的对话主义思想，他的关于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意义，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三充实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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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节 西学新潮中的巴赫金接受史：写作的缘起及其目标
第二节 接受的复调：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预设
第三节 中国的巴赫金接受背景
第一章 巴赫金与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诗学
第一节 意外的收获：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巴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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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经由解构主义者德·曼的改造便出现了“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观点。在他看来，所有的阅读就其可以通过其他的阅读进行校正这一点来说，都是一种“误读”，他的这一观点被布鲁姆、琼生等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误读”说对于接受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埃斯卡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说，认为它是理解文学的一把钥匙。他指出：“翻译和背叛并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对某种必不可少的现实性的说明。凡翻译都是背叛，不过，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疑义时，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为此，他特别提出“背叛能力”一词用以衡量“文学作品抵制自己的熵耗尽时所拥有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赫金自从被发现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广为接受，正表明了巴赫金思想所有的这一“背叛能力”。
其三，文化帝国主义模式。如果说刺激一反应模式侧重于接受心理的认识发生，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侧重于接受过程中意义的解构与重建的话，那么，包容了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后殖民主义以及更为复杂的现代性理论、全球化理论的文化帝国主义模式则侧重于对这一接受心理、接受过程背后的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动因的分析。
详细复述上述这些理论观点并非本文的任务，简单地说，福柯的话语理论将一切话语都视为权力的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指出西方通过创造一种“想象性的东方”他者形象来确立自我的存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方面成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则给他们带来了民族文化走向消亡的忧虑和恐慌。这一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进入常常伴随着坚船利炮的掩护，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曾使中华民族陷入住死存亡的关头，正因为如此，中国接受者往往具有一种自发的意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接受模式保持高度的警惕。何为文化帝国主义模式?汤林森并不主张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用“是谁在说话”这一问题打开这一潘多拉的魔盒。在汤林森看来，“就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语境而言，‘是谁在说话’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原因在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与行为’prac-tices)，如果对于‘谁说的’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则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本身，已是复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工。他所概括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谈论途径最后的落脚点都落在了“是谁说的”这一问题上。在巴赫金接受史中，接受者面对接受视野西方化问题，不断地提出对话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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