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克莱顿登峰造极之作
集惊悚、恐怖、推理与彻悟于一身
被评价为“迈克尔·克莱顿最好的小说”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作者简介
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 1942年10月23日出生于芝加哥。1964年考入哈佛大学，次年去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人类学访学。1969年进入哈佛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沙克学院做生物学博士后。198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作家。
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克莱顿便开始了小说创作和电影制作的生涯。作为“高科技惊险小说之父”，他的传世之作有《刚果惊魂》、《侏罗纪公园》、《重返中世纪》和《猎物》等，它们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球销售了1亿册。此外，他还有13部小说被拍成电影。
这是作者所创作的最恐怖的小说。故事把读者从冰岛的冰河中带到南极洲的火山上，又从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带到所罗门岛的致命丛林。小说不断发展着，读者仿佛是一直停留在危险的边缘，大脑因时刻处于恐惧状态而高速运转着。
——《出版商周刊》
这位公认的恐怖小说大师写下了这本极其吸引人和富有娱乐性的书。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往往是错的，这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恐惧状态》是迈克尔·克莱顿最出色的一部作品。
——Bookreporter网站
我们生活在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不，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恐惧国。
恐惧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鲜明的时代主题 鲜活的人物形象
——评迈克尔·克莱顿的《恐惧状态》
唐克胜
迈克尔·克莱顿特别擅长以一个尚存争议的理论或技术来构思一部小说，如1969年出版的《刚果惊魂》，探讨了生物战争及其爆发的可能性，或者从特定的瞬间捕捉时代精神，如《侏罗纪公园》。最近出版的《恐惧状态》，则以全球变暖与环境保护为主题，以追踪生态恐怖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的几起恐怖事件为线索，虚构了一部扣人心弦、险象环生的“有力的生态惊悚小说”（《娱乐周刊》）。自2004年底问世以来，《恐惧状态》连续十八周居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二十名。各大媒体好评如潮，《纽约客》称它是“一本值得严肃对待的书”。《阿尔巴尼联合时报》认为“《恐惧状态》中充满了令人心跳不止的悬念”。书讯网站则评价它是“迈克尔·克莱顿最好的小说”。
与克莱顿的其他小说比起来，《恐惧状态》有下列共同点：首先，围绕某种所谓的科学理论来构思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这种理论就是全球变暖。
其次，小说情节诡秘，悬念不断，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小说开头发生了三起谋杀案，正如《澳大利亚人报》所说，它“从一开始就把你的心紧紧攫住”。第一起发生在法国，一个在波动力学实验室进行海啸实验的美国研究生神秘死亡；第二起发生在伦敦，一个非法购买火箭导引线的美国人死于车祸；第三起发生在温哥华，一个出租深水潜艇的商人遭雷电袭击而亡。从这里，克莱顿开始了他精彩刺激、令人毛骨悚然的悬念小说《恐惧状态》，他运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巧妙的构思，将科学事实与血脉贲张的故事情节结合在一起，一直将读者带到令人心脏停止跳动的结局高潮。
第三，丰富的科学知识。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克莱顿花费三年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期刊文献。小说生动地描写了气穴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南极冰原的地貌特征，海啸的产生过程以及所罗门群岛的原始森林，读来十分可信，仿佛身临其境。
第四，纵横驰骋的想象力。2003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南太平洋岛国瓦努图宣布要控告美国环保署。这个国家高出海平面只有几英尺，岛上八千名居民因全球变暖导致海水上升而面临迁移的命运。美国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因此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美国的一个环保团体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宣布将与瓦努图连手控告美国环保署。亿万富翁慈善家乔治·莫顿拿出一千万美元支持这桩诉讼案。但是一直没有起诉。无论是瓦努图还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都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克莱顿凭借自己超凡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揭示了当时没有起诉的原因。严忠志说：“跌宕起伏的紧张情节、险象环生的生动画面、叹为观止的幻想色彩和丰富渊博的科学背景是克莱顿作品的标志性特征。”（《译林》，2004年第６期） 这也是小说《恐惧状态》的显著特征。
《恐惧状态》中有一个牵动全世界人民神经的主题，全球变暖。近年来报刊对这一现象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八国峰会四大议题：遏止全球变暖，讨论经济问题；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把海水越冲越淡；温室效应变本加厉，科学家想为地球撑“伞”；五角大楼绝密报告称：气候变暖将摧毁我们，我们拿什么来拯救全球气候；英国研究报告称：地理状况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对于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几乎是众口一词：由于人类燃烧矿物质燃料释放出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增加，致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从而使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大“敌”当前，科学家们纷纷寻找给地球降温的对策，有的建议将二氧化碳埋到海底、缓解全球变暖的趋势，有的科学家提出撑起“太阳伞”、竖起“反射镜”、制造“尘埃云”、编制“激光网”、给大海“补铁”等对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迈克尔·克莱顿完成了这部泱泱六百余页的《恐惧状态》一书。在书中，克莱顿直言不讳地指出，二氧化碳不是全球变暖的元凶。原因是，二氧化碳虽然增加了，但幅度很小，只有百万分之六十。作者把地球大气层的构成当成一个足球场，大气层的大部分是氮。这样，从球门底线开始，氮一路带着你走到七十八码处。剩下的大都是氧气，氧气又带你走到九十九码处。现在只剩下一码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惰性氩。氩气又带你走过球门线内三点五英寸的距离。各位，其厚度只有粉笔那么粗。那么剩下的三英寸有多少是二氧化碳呢？一英寸。这就是我们的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一个一百码足球场的一英寸。
克莱顿认为，全球变暖根本是子虚乌有，他以翔实可靠的数据，生动形象的实例，独具匠心的构思，轻快诙谐的笔墨，深入浅出地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并没有变暖，海平面并没有上升，科学家当初预测的到2000年将有百分之五十的物种灭绝也没有任何说服力。所谓的全球变暖理论只不过是政治—法律—媒体复合体为了达到控制人民的目的而进行的炒作。政客们需要制造恐惧来控制民众，法律需要有危险让他们有机会打官司赚钱，媒体需要恐怖故事来吸引观众。每个主权国家都需要对其国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使其有序、理性和温顺，让他们开车靠右，乖乖缴税，社会控制的最好办法是恐吓。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同一状态，恐惧状态。”所谓的全球变暖，就是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强权主义，正如作者所说，大部分环境原则，如可持续发展、预防措施等等都是为了保护西方国家的利益：我们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但不想让你们得到你们所需要的，原因是你们污染太大。所谓的全球变暖，就是一大群被官僚们牵着鼻子走的科学家在大学的推波助澜下，制造出的社会忧虑和恐惧。在这里，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为意识形态服务、为赞助商服务的科学的虚伪性。
有评论认为，《恐惧状态》是一部科幻小说，我则更愿意把它看成一部向伪科学宣战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小说中，克莱顿旁征博引，利用小说的情节，义正词严地揭露了伪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硅胸移植曾被认为会引发癌症和免疫系统疾病，导致道康宁公司在付出三十二亿美元的沉重代价后破产了。电线引发癌症之说，耗费了二百五十亿美元。二百五十亿啊，它是世界上最穷的五十个国家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足够支付三千四百万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几年前让人们感到恐惧的磁场，现在却被视为健康生活的保证。禁止使用滴滴涕，让五千万人死于非命，比希特勒杀死的人还要多。
正如观念能在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一样，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淀下来。一些观念虽然被科学家们摒弃很久了，却依然为大众所接受。有关左脑和右脑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的史伯里对一群特殊的做了大脑外科手术的病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脑可分为左脑和右脑，于是这种观点流行开来。实际上，他的发现仅限于这些病人，不具有广泛的意义，史伯里也否认有其他意义。到了80年代，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关于左右脑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正常人的左脑和右脑并不是独立运行的。但是在现世文化中，二十年过去了，这种观念还没有消失。虽然科学家们把它置于一旁几十年了，但人们却依然在谈论它，相信它，写书论述它。
在环保思想方面，20世纪60年代，一个叫“自然平衡”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如果你不干预自然界，它将处于一种自我维持的平衡状态。这种观点有很深的渊源。三千年前希腊人就是这么想的，没有任何根据。只是觉得这个观点似乎很好。然而，到了９０年代，没有科学家再相信自然平衡。生态学家们也因为它是错误的而放弃了原初的观念。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是一种幻想。他们如今讲的是动态失衡以及多种平衡状态。他们现在明白了大自然永远不会平衡。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刚好相反，自然界总是处于失衡状态。
当然，克莱顿否认全球变暖，并不是反对环保，正如反对死刑，并不意味着赞成犯罪一样。相反，他对环保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环境遭到破坏的最大原因是贫穷。我们对环境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状况以及如何去保护它知之不多，所以要去学习大量的环保知识，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就一定比昨天多，在经营自然方面我们还比不上印第安人。
对于科学的问题，克莱顿认为， 科学应该从政治中摆脱出来，改变期刊对研究成果进行报道的方式，在同一期刊上出版有关文章及同行的评论，让每个人检点自己的行为。对于赞助问题，尽管克莱顿承认，如今科学家的地位非常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的处境，画家必须画赞助商们所希望的画，但他仍然建议科学家们对赞助商的资助熟视无睹。
在《恐惧状态》中，克莱顿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致可分为四组，亿万富翁慈善家乔治·莫顿和打着环保旗号敛财的尼古拉斯·德雷克，他们年龄相仿，是多年的好友；神秘的大学教授约翰·科内尔及其助手三泳·塔帕，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几乎形影不离；莫顿的律师埃文斯和莫顿的助手莎拉·琼斯，他们共同经历了种种生死考验，最后终成眷属；演员特德·布拉德利和律师詹尼弗·海恩斯，他们的工作性质不同，性格也截然相反。
为了突出这些人物的性格，作者采用了对比的艺术表现手法。音乐中的旋律，有高低、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对比，绘画中的构图和色彩，有远近、虚实、黑白、冷暖、明暗等方面的对比。对比，作为一种常见的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法，可以说一切艺术都大量采用。在小说《恐惧状态》中，莫顿光明磊落、为人豪爽、喜好酒色；而德雷克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脾气暴躁。通过对比，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首先是外貌特征的对比。莫顿是个大块头，精神饱满，穿着随便，上穿衬衣，下穿牛仔裤，身体似乎随时都会从这些衣服里蹦出来；而尼古拉斯·德雷克细长的身材，瘦得让人心痛。他穿着一件外套，打着领带，枯瘦的脖子从衬衣领口里出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合适过。德雷克稀疏的头发、镶金边的眼镜以及那内敛的、不以为然的举止，都向人们传递着他着意培养的一种学者的品质。其次，在行为举止方面，莫顿和德雷克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顿喜欢周围的人越多越好，喜欢大吃大喝，喜欢放声大笑。他喜欢漂亮女孩儿、老式越野车、亚洲艺术和恶作剧。他举办的晚会总是能把绝大部分好莱坞大腕吸引到他在霍尔姆比山的豪宅里来，他组织的慈善活动总是非常特别，总能在第二天见诸报端。德雷克参加了那些活动，但总是借口自己或者朋友病了，很早就离开了。德雷克是一个孤独的禁欲主义者，厌恶一切聚会和嘈杂场所，即使站在讲台上，传达的也是一种孤独的气氛，好像在这屋子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因为他是德雷克，他能将这种氛围为自己所用，他竭力传达这样一个暗示，他是荒原上一个孤独的使者，他传递的真理，正是听众们所需要的。
科内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二十岁时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在尼泊尔完成有关土壤侵蚀方面的论文。他还酷爱运动，差一点被选入奥林匹克滑雪队。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毕业后，他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四年，随后在内政部政策分析室工作，后来任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科学顾问。这个人物使我想起克莱顿的另一部小说《猎物》中的杰克，他经历丰富，无所不知。而三泳，他的搭档，那个尼泊尔的军官，则像个哑巴似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具有重要的意义：连三泳这样的人都能信手找出一大堆说明全球并没有变暖的资料，那么科内尔的话就更令人信服了。
埃文斯单纯、活泼，热情有余，理智不足，而漂亮的莎拉则恰恰相反。前者情绪容易大起大落，而后者则不易受外界的影响。前者坚信全球正在变暖，而后者虽然跟随莫顿，但从来没有分享过他对环保的热情。前者遇到挫折容易心灰意冷，而后者在挫折面前能够表现出可贵的冷静坚强。比如：他们掉进南极四十英尺以下的冰隙之后，有这样一段对话：
“如果我把绳子放下来，你能抓住吗？”莎拉问道。
“我不知道。我只有一只手臂能动……”
“你能用一只手抓住绳子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在半途中抓不住了……”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了。他好像快哭了。
……
“彼得。别说了。”她一边说，一边将绳子系在自己的腰上。
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的埃文斯跟小说开头时的埃文斯有了很大的不同。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莎拉，”他喊道，“解开安全带。”他自己的安全带现在已经浸到冷水里。他在翻滚的车子里摸索着。
“我摸不到，”她说。“我摸不到。”
他弯下腰来帮她。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出去。”他说。
……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莎拉。”他说。
“我的安全带缠死了，我出不去。”
布拉德利是个演员，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内心却肮脏不堪，自己过着奢侈的生活，却希望别人住在落后的乡下。他妄自尊大，不学无术，不懂装懂，人云亦云。这种人只能落得个被人吃了的下场（他在所罗门群岛被叛乱分子活吃了）。而詹尼弗却恰恰与他相反，虽然相貌平平，却博学、勇敢、机智、大胆。无论是面对布拉德利的骚扰，还是被所罗门群岛上叛乱分子铐住双手，她都沉着冷静，等待时机，给敌人致命一击。
对比，是把两个不同的事物并列在一起，让他们作尖锐的对照与鲜明的反衬，从而在两相比较、互为映衬中突出主题，加强形象的生动性和启示性，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这正是《恐惧状态》中的人物久久萦绕在读者脑际的原因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