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医》又名《伤寒论导论》，作者以其对中医经典的执著和热爱，致力于《伤寒杂病论》的研究解读和疑难病症研究。为了避免深奥晦涩，作者竭力将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超越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是个案特点和学术规律结合研究的典范。该书名为“思考中医”，是取思考时空、思考生命、思考健康之意，所以它既是中医书，也是传统文化学术书，更是一本超越了时空与领域的人文社科书。
四气调理人论篇第二－－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这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晩乎。
刘力红，男，1958年生。医学博士，教授。就读于广西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于院内师从陈亦人、陈治恒教授修习伤寒之学；于院外随李阳波、王庆余、曾邕生等师修习易、道、医学。现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几见骅骝无道路 是真龙虎有风云－－《思考中医》作者刘力红博士访谈录
鲍学超
《时代财富》记者鲍学超（下称“记者”）：刘博士，您的大作《思考中医》（以下简称《思考》）出版以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已经三次印刷，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读者对您的认同，作为作者，您对此有何感受呢？
刘博士：《思考》出版以后，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能形成如此迅速的走势，这是始料未及的。这段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接到全国各地读者打来的电话和信件，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中间有搞中医的，而更多的并不是在从事中医这个行业，但是他们却一直在关注中医，一直希望中医走出困境，一直在盼望和寻找一些有关中医和传统文化的好书，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中医也好，传统文化也好，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努力，同时也更需要行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我想这是中医以及其他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延续的一个重要条件。
记者：我们很想知道作为《思考》的作者，您要给读者传递的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刘博士：我想这个东西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信心！学习中医在过去需要信心，在当今更显得重要。这与中医这门学问的特殊性以及中医目前的处境都是很有关系的。
去年元月20号，我与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的唐农院长曾一道拜访了当今中医界的元老邓铁涛教授，邓老与我们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谈话的中心就是围绕着如何令学人树立信心这个问题。邓老甚至把“信心”作为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学人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你在中医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入门，就看你具不具备这个信心。而如何引导学人，使他们对中医有一个牢固的信心，是全部中医教育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关键。学人一旦具备了这个信心，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而反过来，几十年的现代中医教育培养的这么些中医人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改弦易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半途而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身为中医却在完完全全地行持西医之道？实在地说就是因为缺乏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一个潮流、一个风浪就把你打趴下了。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也是在阅读您的《思考》时自始至终能够感受到的。那么，您能否谈谈这个信心怎么建立呢？
刘博士：我想建立信心无非两个途径，一是从理立信，一是从感立信。从理立信就是从理性入手，从文字入手。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有深入的了解，不知道中医是什么样的学问，把她当西医来学，把她当现代科学来学，这个信心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那当然就越学越没劲了。
前不久，《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当谈到中医这门学问与西医有什么根本不同时，我给他作了一个比喻，比如一颗橘子是甜的，现在我们要设法使它变酸，怎么办呢？西医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树，了解它的基囚，然后通过改变橘树基因的某个片段，来使橘子变酸。那么中医呢？中医的方法很简单，让它过淮就是了，不是有橘过淮则酸的故事吗？淮橘为枳，中医用的正是这样一个方法。通过改变时空，改变方位，改变事物所需的条件，从而使事物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以这次的“非典”为例，如邓老所说，“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但是中医是否也需要像西医那样，要完全搞清楚这个SARS病毒以后，才能制订出一个治疗措施呢？不，完全不需要！通过辨证就能够制订出完善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SARS病毒再厉害、传染性再强，它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致病条件，而中医通过辨“证”就能够把握这个条件，再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改变这个条件，条件没有了，SARS病毒也就不攻自破，不杀自亡，这正是中医治病的方法。而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这条不同于西医的路，进而把它走好来呢？古圣今贤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必须从经典入手，必须依靠经典，舍此实无他途。曾国藩亦云：经以明理，史以明事。我们要想从理来立信，怎么可以不牢牢地抓住经典呢？这是我在《思考》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从感立信，从感立信当然是指感性的方面，而这方面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师徒相授。我对中医的真实信心，其实就是在跟师的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师徒授受，传统的师徒生活，这个感性很方便地就被传递了，而通过这种方式，学人是比较容易生信的。相比之下，现代的中医教育模式中，这个感性是很难传递的，要传递的也是比较糟糕的感性。这就使得中医的立信之腿无形中少了一条，加之在现代的中医教育中，经典的重视程度每况愈下，如此一来，另一条“从理立信”的腿便也变成了瘸的。只一条腿，还是瘸的，怎么能走好路呢？那当然就只有用西医作“拐杖”了。这其实就是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中医界、中医教育界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
记者：在《思考》中，我们发现您除了关注中医的各个层面外，似乎更关注文化的方面，对这一点，您是怎样看待的？
刘博士：对学习中医而言，我觉得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面。北京中医药大学办了一个七年制的班，是本硕连读，这个班的学生头两年要被送到清华学习，在清华学什么呢？在清华跟生物系的同学一起上课，学现代科学。从这样一个安排来看，主办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中医的高等教育应该从基础抓起，而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现代科学。中医的高等教育需要从基础入手，需要抓基础，这是铁定的。但是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显然不是现代科学，它应该是传统文化啊！我们可以把学生送到清华学生物学化学，干嘛不把他们送到北大的哲学系、中文系学习传统的儒释道呢？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现在我们许多人把中医看得太低，看得太等闲，以为读完高中，能识几千个字，学中医就绰绰有余了。更有甚者，有的人处处以科学自居，看中医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也不科学那也不科学，以这样的心态，要是能把中医学好，那真叫活见鬼了。所以，在现代学习中医，首要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现代人对古代学问的慢心。近代一位著名智者王凤仪先生曾经说过：道在低处，处低方能得道。道在低处，尤其中医的道在低处，你不处低，你高高在上，你怎么可能得着这个道呢？因而要改变心态，就要学会处低，传统文化就是必补的一课。我们谈传统文化，我们谈儒释道，很多人认为这与中医有什么关系呢，不好好学中医，而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却不知中医之于传统文化，就好像是鱼与水的关系，没有传统文化之水，那能养就中医之鱼？！池中没有多少水，我们却倒了很多鱼，还希望把鱼养大，其结果呢？鱼倒得越多，当然就死得越快。
关注传统文化、培养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这对于中医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看起来好像做了一些分外之事，好像是不务正业，实际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当你对中医的信心逐渐生起来的时候，当你对中医的定解逐渐生起来的时候，你就能领悟到此中的奥趣。
记者：在《思考》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你对中医现代化的独特见解，您还鼓励中医的学人应该有更广大的心量，我们很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说明。
刘博士：现代化是现代人关注的一个大课题。其实不仅是中医，任何一门传统的学问都要面临现代化。我觉得“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走现代化的道路”，这实际应该是一个永恒的精神、永恒的话题，只是中医界在实践这一精神的过程中，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了，有一点你死我活的味道。好像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改造传统，就必须让传统跟现代一样，结果怎么样呢？现代的味道好像有了一点，可是传统的特色却越来越少，传统的东西却越丢越多。如果搞现代化是以这样的代价为前提，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对中医、对西医，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感到对于现代化我们需要重新来理解，尤其不应该站在传统的对立面来谈现代化，应该统一起来。实际上，中医在Z1世纪存在，中医为21世纪的民众服务，她已然是现代化了。如果现代的人不接受中医，那要你中医干嘛？中医自然就死掉了。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现代人还接受你，需要你，而且这个需要的程度越来越大，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传统跟现代实际上是不相违的。现代人需要传统，那这个传统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了吗？现在我们把“现代化”看死了，看得太片面了，总希望在现代之外去另外找一个现代化，就是背着儿子找儿子，这样一来，很多弊端自然就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要科研来点头，什么是科研呢？辨证论治不是科研，你必须加进现代实验室的这一套才算科研。用中医界的笑话说，必须小白鼠点头才算科研，才能获得通过。
进人21世纪后，人们对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性，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声。可是中医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犯了一极化、单元性的错误，一个中医现代化实际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扼杀了中医本具的活力，其所造成的损失是很难估量的。现代化的内涵是非常现实的，怎么样使中医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或者说怎么样能使中医在现代社会更加突显出她的服务特点、她的优势，这个就是根本意义上的现代化。如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医需要越来越传统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传统就是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中医抛弃成见，需要中医向西医靠拢，需要中医西医化，那也应该在所不惜。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预先设定一个范式、一个模式，只有这个才是现代化，而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
先读为快
杨振宁教授所认识的中国文化
1999年12月3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新亚书院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杨教授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
杨教授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所以，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杨振宁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是求理，而近代科学（包括现代科学）是求自然规律。传统文化所求的理并非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而近代科学追求的是自然规律。这样一种划分就使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科学泾渭分明了。传统文化求理，不求自然规律，那么，这个理又是什么呢？杨教授解释这个“理”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那么，这个“精神”，这个“境界”又是指的什么呢？难道科学没有精神，没有境界吗？第二，杨教授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只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逻辑推演（或称演绎）。大家知道，在科学体系里进行研究，需要两种方法，一个是归纳，一个就是推演。所谓归纳，就是把许多现象归纳起来得到一个认识，一个定义，一个理论，把许多事物聚在一点上，一个认识上。原来现象上看似不同，本质上却是这么相近。所以，归纳实际是由外向内的一种认识。逻辑推演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严密，比如由一到二，由二到三，这个次序只能这样。现代科学既有归纳，又有逻辑推演，而逻辑推演是它的标志。中国文化里只有归纳却没有逻辑推演，这又将传统与现代区别开来了。第三，传统文化里缺少实验，缺少自然哲学。在很多场合，许多人都认为中医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自然哲学。而杨教授在讲演中却以中医为例，认为传统文化中缺少自然哲学，这显然与许多人的观点相左。在现代科学领域里，实验是非常重要的，离开实验几乎寸步难行。即便是审视科学的部门也是如此。当年我读博士的时候，管理博士这一层次的机构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文献博士外，其余的都要搞实验研究。所以，我这个博士算是侥幸得的，因为我并没有做实验研究，这要得益于我的导师。
在中医历史里没有实验，我们没有看到黄帝问岐伯，你的阴阳理论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通过小白鼠实验发现的？确实没有。所以在中医乃至其他传统科学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这是合乎实际的。以上就是杨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大体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