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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落花时节
公元1898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
暮春时节，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叶梅次第开放。而来自居庸关外的北风却也挟裹着漫天黄沙，呼啸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残萼败蕊，落英缤纷，真正是“寂寞开无主”。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曾有诗单道这京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一支生花妙笔，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却也凄凉而又无奈。等到风沙渐歇，不觉过了清明、谷雨，那短暂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气骤然热了起来，礼部依例奏请皇上批准，朝廷官员换去暖帽貂裘，开始戴凉帽、着夏服了。
天色空蒙，太阳从薄云后面透出一轮惨白，慵懒地照射着禁宫内苑三海一山，照射着九门五城纵横街衢两千胡同十万人家芸芸众生。然而在这平静的空气之中，似乎孕育着某种躁动不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步步逼近……
东单牌楼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夹袍，外罩古铜色亮纱暗花马褂，身后垂着一条油黑乌亮的大辫子，脚下双梁布鞋。他年纪在二十七八上下，肤色白皙，面目清癯，两道长长的剑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阔而唇薄。此刻，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脸颊上便显出两道对称的月牙形细纹，隐隐有悒郁之色。他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径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也不像留连京都街肆的远方客商。显然，他是一个久居京城的人，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现在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去办。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作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于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媚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提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鸽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提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鹤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翘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回答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提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摺：“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鸥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悻，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欣、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日、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向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摺子，当即御笔朱批：“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摺，“恭亲王奕欣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咸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欣、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害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竿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查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聋，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和，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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