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的界线确实应该界定一下。邓先生的一大贡献就是指出了宋学不是等同于理学，而是一种新儒学，也就是具有宋代时代特色的儒学，沿袭汉学传统的宋代儒学，便不算宋学范围之内。
当然，作为新儒学的宋学仍然比较狭义，广义的宋学甚至包括了宋代文化，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新宋学”就是。

宋学漫谈
宋代的武选官——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
北宋初年的文武界线——以出身文官家庭及文士背景的武将为例
论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再分配
君道与“君臣之分”——从《尚书义》论王安石的君臣观
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
宋代宗室人仕任官问题探析
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新探
试论宋代“侍从”内涵的变化与元丰官制改革之关系
飞锡者可以驻足，行李者可以息肩——宋代寺庙的旅宿空间特质
宋代富民释疑
宋代富民的婚姻网络——从“女必嫁士人”说起
《夷坚志》所见南宋乡村社会管窥
艳曲的散去：荆襄道在宋代衰落的原因
宋代金衢地区手工业经济的变迁与行担手工业的盛行
“吕洞宾过沈东老”仙话考述
南宋明州州学先贤祠与人物祭祀
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地方祭祀看宋明地方秩序的转变
试论北宋的学校取士

宋代的武选官——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
从太宗朝起，诸使和三班使臣人数激增，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徒有内职之名，却不再服务殿廷，而是或“董兵戎”或“厘事任”，担任各类差遣。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御制的《武臣七条》①中，“诸司使而下”因担任外任统兵职位（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而被归类为“武臣”。外任差遣在诸使与三班使臣身份定位中的分量超越了其本来职任，诸使与三班使臣从职位符号向品位符号演变。相应的，真宗朝以后，与诸使机构同类的中央事务机构群继续增长，但其长官不再以“使”为称，诸使机构的发展宣告结束。到仁宗朝前期，三班使臣、诸使的磨勘年限已先后设定，内职的选任不再“断自圣心”，而转由机构和制度处理。在宋初的七十余年间，诸使和三班使臣完成了从内廷向外朝、“陛下家臣”向帝国“武选官”的演变。武选官有时仍然被称为“内职”、“近臣”，但是，“内”与“近”对于大多数武选宫而言，只是历史的流风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