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彬，男，1966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曾在西藏工作11年。发表关于西藏当代政治研究论文30多篇，译著有《在藏被俘记》、《乔装赴拉萨》等，专著有《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历史考察》，合著有《解放西藏史》、《汪锋传》、《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参与编写《昌都地区志》等书。曾多次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共党史优秀论文奖等。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在加拿大渥太华莱斯特国际语言学校作访问学者。2008年5月作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成员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作学术讲座。

导言
　一、新中国西藏工作政策的内涵和外延
　二、新中国西藏工作政策与西藏工作思想的关系
　三、研究目的、现状和方法
　四、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第1章　和平解放　暂维原状
　一、解放西藏的任务和部署
　二、“十七条协议”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2章　和平改革　区别对待
　一、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演变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实践
　三、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特点
　四、西藏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权史上光辉的一页
第3章　“稳定发展”　成立自治区
　一、“稳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性质论
　二、从《西藏日报》元旦社论看“稳定发展”政策
　三、“稳定发展”政策的曲折发展
　四、稳定发展时期涉及统战政策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五、从“三面四方”的政权形式到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第4章　“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
　一、“文革”在西藏的发动过程
　二、“文革”前期的西藏工作政策
　三、“文革”中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5章　拨乱反正　落实政策
　一、中央31号文件与西藏新时期开端
　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三、拉萨骚乱及其成因
第6章　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
　一、前进中的新转折
　二、西藏工作的两个里程碑
　三、西藏工作指导方针的形成与确立
第7章　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　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
　一、不断深化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加快发展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国家对西藏实行的特殊优惠政策
　三、援藏工作持续有效
　四、反分裂斗争的继续和深入
第8章　十六大以来新的里程碑
　一、12号文件是对第三、四次座谈会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十一五”时期政策导向和内容
　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
　四、“3·14事件”的发生及原因的初步分析
　五、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
第9章　经济事业发展成就
　一、农牧业
　二、工业
　三、旅游业
　四、交通运输业
　五、邮电通信业
第10章　社会事业发展成就
　一、教育事业
　二、文化艺术事业
　三、卫生事业
　四、人口与优生优育
　五、环境保护与建设
结语　新中国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
　一、新中国西藏工作的简要历程
　二、新中国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
附录
　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
　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新进展
　西藏文化的发展
　西藏的现代化发展
　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西藏民主改革50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1章 和平解放　暂维原状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其有十七条内容而称“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一份历史文献完成法定程序正式生效，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本章着重从政策角度历史地梳理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称西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参与党中央、毛泽东决策和制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历史脉络。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央的对藏工作，从大政方针的确定，舆论宣传分寸的把握，以及迎来送往的具体细节，他都事必躬亲。直到1959年西藏叛乱得以平息，西藏局势基本稳定后，毛泽东才逐渐把西藏的一些事务交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毛泽东一生雄才大略，曾一次又一次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唯独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问题上慎之又慎，体现得特别温和、特别宽容、特别能够忍耐和等待。许多事情宁可慢慢地做甚至不做，也不勉强地做、急匆匆地做。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都可商量，都可作出让步和妥协。党中央、毛泽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非常谨慎，把马列主义和西藏的实际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汉族地区，甚至也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办法来解决西藏问题。
这个对西藏实际的认识是哪里来的呢？
既有西南局、十八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称西北局）的调查研究并提出的政策意见，也有党中央、毛泽东本人的调研分析，判断决策。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十八军党委、中共西藏工委（以下称西藏工委）以及西南局提出的“和平解放，暂维原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思想，为党中央毛泽东制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解放西藏的任务和部署
　　（一）解放前夕的西藏形势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迅速胜利，早就觊觎中国领土西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加紧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步伐。7月8日，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负责人理查逊（又译黎卡逊、黎吉生），唆使西藏地方政府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值中国政局大变化时刻，以“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为借口，封闭了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机构，驱逐其工作人员和其他一些汉人出西藏，制造了“驱汉事件”，妄图以此断绝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把西藏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此，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了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人民日报》7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国主义阴谋，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9月26日，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天宝（藏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分裂祖国的阴谋。8月，美国派出“广播评论员”劳尔·汤姆斯（又译托马斯）父子进入拉萨活动，同理查逊和摄政达扎等密谈，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扩军备战。汤姆斯父子在西藏活动了两个多月后返回美国，即向杜鲁门总统转交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信件。汤姆斯积极设法为西藏当局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效力，并鼓动他们致函联合国以及派人到国外活动。11月，摄政达扎写信给美国政府，要求给予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大批武器，并要求美国帮助西藏抵御中国军队的“入侵”等。11月19日，西藏地方当局决定，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度、尼泊尔4国，以寻求对“西藏独水”的援助。对此，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此举，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在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下，西藏赴英美的代表未能成行，其阴谋活动没有得逞。与此同时，在拉萨的英国人福克斯（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致函藏军司令部，为抵抗人民解放军入藏献计献策，要藏军刺探人民解放军军事情报，在山口和险要地段埋设地雷，破坏必要的道路和桥梁，以“不使共军迅速到来”。藏军总司令立即复函感谢他的“良好指教”。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噶厦加紧从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并把藏军从原来的13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为16个代本，大部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但是，噶厦又感到外国的支援多半停留在口头上，实际行动甚少；对藏军能否有效阻止人民解放军并无把握，因而处于惶惶不安之中。
西藏人民包括部分上层人士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达扎等人的种种倒行逆施，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坚决反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使他们的爱国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由于历史原因羁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于当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热忱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当得知西藏地方当局将派出“亲善使团”出国活动后，班禅堪布会议厅又从青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谴责西藏地方当局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出卖西藏的罪行，要求中央“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帝国主义、巩固西南边防。”12月2日，被迫逃往内地的拉萨热振寺堪布益西楚臣，到西宁求见解放军首长，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唆使亲帝分子于1947年杀害前西藏摄政、爱国活佛热振的罪行，并表示愿意积极参加解放西藏的行动。
1950年初，青海、甘肃、四川、西康等地的藏族知名人士，也纷纷表谈话，谴责西藏当局派出“亲善使团”的行径，揭露帝国主义阴谋，支持中央及早解放西藏。2月，西康藏族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人派代表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他们将同当年博巴苏维埃政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当达扎等人企求外国援助、准备打仗时，一些寺院和政府上层官员就不赞成同解放军打仗。1950年4月，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增额噶伦和昌都总管时，就曾向摄政达扎提出，要抓紧现在的有利时机，争取同共产党谈判。达扎于5月26日召开官员扩大会议，讨论阿沛提出的建议。会议决定采取“文武两手”对策。所谓“武”的一手，即以武力同人民解放军对抗；“文”的一手，即进行谈判，同中央保持所谓“檀越”（寺庙与施主）的关系，实质上是要搞“西藏独立”，反对解放西藏。阿沛到昌都上任后，噶厦要他进攻青海玉树。阿沛于9月上旬写信给噶厦政府，提出不能打仗的看法和建议。
　　一部分上层人士期望西藏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反对“西藏独立”的爱国正义行动，代表了西藏人民的意志，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二）进军西藏的任务主要由西南局担负
1949年夏，当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许多战场进行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已经在为解放西藏作必要的准备。8月6日，毛泽东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批示在解放兰州和大西北的战斗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毛泽东从总体战略来考虑的解放西藏、经营西藏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达到全国统一的民主和平局面的既定目标，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全国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和发展，也有变化和调整。10月，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大进军。毛泽东在10月13日的一份电报中，明确了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负。电文说：“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并宣布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后来又考虑到“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请西北局讨论一次经营西藏问题。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电报还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2月30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并毛泽东，详细报告了由新疆、青海入藏的道路和气候情况，提出由西北人藏困难共大，宜由西南入藏的建议。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以及成都战役已经消灭了国民党胡宗南、宋希濂两部等情况，从莫斯科致电中央，明确提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电报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并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作出部署，确定以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