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理论物理学家，现任生物复杂性研究期刊Complexus的助理编辑，现居住于英格兰剑桥郡。布坎南一直都是《自然》（Nature）与《新科学人》（New Scientist）期刊的编辑，并为诸多英美报刊写文章。他还著有另外两本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一本是-改变世界的简单法则、（Ubiquity: Why Catastrophes Happen）：另一本是《连结》（Nexus: Small Worlds and the Groundbreaking Theory of Networks）。
第1章 要思考的是模式，不是人
1992年的夏天，在克罗地亚达尔美逊（Dalmation）沿海城市斯普利特（split）的一个小型体育馆里，波斯尼亚战争的流亡者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彼得·马斯（Peter Maass）讲述他们亲眼目睹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就在一夜之间，一个作风正派的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一位名叫阿旦的农夫说，从毗邻村庄来的塞尔维亚人在他的村子里杀害了35人，撕裂了他们的喉头。“他们就这么被杀了，”马斯报道说，“那些杀害他们的塞尔维亚人曾是他们的朋友，曾在去年秋天帮他们一起收割田庄，一起分享年少轻狂和青春的秘密，一起在那些炎炎夏日，到德林纳河（Drina River）里光着身子游泳，夜里和村里那些没规矩的女孩子厮混。然而转眼之间，看似毫无征兆地，他们就变成了杀手。”
20世纪90年代的头五年里，无数来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的人都像阿旦一样，讲述着邻里间反目成仇、朋友间自相残杀的故事。
战后，一些官员采访了来自克罗地亚小镇弗科瓦（Vukovar）的一名男子，他回想起那些来自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邻居们，说道：“我们过去都是朋友，常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而，1991年，一片充满仇恨的乌云如有毒气体般笼罩了整个小镇。邻里间的问候，一度不变的亲切和友善，都为了表现某种种族身份和所谓的民族团结——实际上只是一种把“我们”从“他们”中区分开来的方式——而变得粗暴不堪。男人回想说：“昨天他们还是你的好朋友，而今天你就开始需要寻求他们的保护，可他们几乎再也认不出你了，他们再也不敢做你的朋友了。”
这类事件令人恐怖和困惑的地方在于（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再平常不过了），它们看似毫无缘由，莫明其妙地发生了。某天所有看来稳定不变的东西都突然土崩瓦解了，人们变得面目全非，被迫无奈地做出一些他们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行为。这就仿佛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突然掌控了，哪怕是那些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的人，也无力阻止事态的演变。
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j哈弗纳（Sebastian Haffner）在其著作《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一书中回忆了作为纳粹分子的敌人的他，是如何被迫参与纳粹活动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纳粹党，也就是统一穿着褐色行头的军入，在街上行军时，只要看到有谁不行礼，他们就鞭打谁。哈弗纳自己的反抗方式通常都是躲开纳粹军。但是，当他和其他学法律的学生被勒令关进教化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穿上了褐色衣服，加入到相同的行军行列中去了。“抵抗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自杀。”哈弗纳如此写道，受压迫者无意中却转变成了压迫者。
“当我们从村子里走过，道路一旁的人们高举双臂，向旗帜致意，或者有些人迅速从家门口消失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后果：我们，也包括我，会把他们痛打一顿。
这之间的变化不是一点点，当我们没有跟在他们后面行军的时候，我——毫无疑问还有我们中的其他人——看到那些旗帜都会躲得远远的。而现在我们却变成了对所有旁观者形成暴力威胁的人，表现得绝对盲从。路边的人要么向旗帜致意，要么躲得远远的，因为害怕我们，因为害怕我……”
是什么让完全普通又正常的人一头扎入集体的疯狂中呢？用“疯狂”来形容那些发生在波斯尼亚、纳粹德国的事是否正确呢？关于这类事件，我们是应该用人类心理的突发奇想来解释呢，还是用人性道德的沦丧来解释？抑或，会不会存在一个并非那么神秘，却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原因呢？
1974年，当印度人口达到5亿高峰的时候，印蒂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的政府决定是时候该采取极端措施了。当时卫生部部长说：“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手段，现在我们不得不走最后一步了。”他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男子绝育营”，而且根据一项新的法律，有三个孩子并且孩子都还活着的男人必须到这些营地报到，做绝育手术。那些不自愿前去报到的男子将被强行逮捕。作为高压政治的一种手段，警察们可以扣押食物分配卡、医疗证和驾照，他们还在一个村子里威胁一名男子，如果他不接受绝育手术就把他的店铺烧毁，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单单在一年之内，就有超过800万人被绝育。
然而，甘地政府真正目的很快就暴露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和社会的自然现象做斗争，压迫那些违抗他们意愿，反对他们习俗和信仰的人。在一场暴力抗议中，甘地政府不得不放弃这项计划，而印度人口增长的势头仍就居高不下。如今，印度除了南边的科拉拉邦（Kerala）之外，全国的人口仍在增长。科拉拉邦是印度社会的一个奇迹，不靠宣传，没有残暴，不用高压政治，科拉拉邦却莫明其妙地达成了印度其他地方没能达到的目标。
科拉拉邦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依靠种植粮食、茶叶或是像豆蔻和胡椒之类的辣椒为生。典型的科拉拉人拥有的炊具和工具都很少，赚的钱只是美国人平均水平相比的七十分之一。然而科拉拉人一般都能活到72岁，接近美国的平均寿命77岁。而且，当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口在急剧上升的时候，科拉拉邦的入口数量是稳定的。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科拉拉邦看上去和印度的其他地区没什么两样，不比其他地方富裕，土地也不比其他地方肥沃，怎么就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使科拉拉邦与众不同的一个原因是教育。并非是你们所认为的关于计划生育或是节育的教育，而是教人读书、写字和算术的普遍教育，尤其是教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科拉拉邦政府在志愿者组织的援助下，坚决努力地开展大范围的扫盲运动。数万名识字的志愿者奔赴乡村，尽力为15万不识字的人扫盲，其中三分之二接受教育者是女性。一小队志愿教师们开始教她们学习最基础的知识。一位志愿队长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就在牛棚里，在空旷的院子里上课。”
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美国宣布科拉拉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地方。这一杰出的成就似乎对人口增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1999年一位印度计划生育专家所说的，“现在如果人们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就会觉得尴尬，觉得难以启齿，而在七八年前，人们一般是生三个孩子，而且我们当时还觉得那么做挺好，但是现在是两个孩子，而在受高等教育的家庭里，大都只要一个孩子了。”
经济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现在都认为，科拉拉邦对女性的教育是一颗魔力弹，把人口增长这个大气球里的空气都吸附走了，那个气球曾稳稳当当地被传承了数千年之久。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节育计划、计划生育甚至是强行绝育都失败了，然而教育却奏效了。让女性学会读报写日记，让她们学会数超过一百的数，做三位数的乘法，怎么就能造成如此大的差别呢？
要思考的是模式
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是对模式进行思考，而不是对人。无论是理解种族主义突然爆发的原因，女性教育和节育之间的关联，还是理解顽固不化的种族分裂，抑或是一系列其他重要又有趣的社会现象，金融界的也好，政界的也好，时尚界的也罢，都是思考模式，而不是思考人。
老的思维方式认为，社会之所以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人是复杂的。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能用诸如物理学或是化学中的可靠理论来理解人类世界的原因。说到底，原子是简单的，而人不是。我想解释为什么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人们有时的确是复杂的，难以理解的，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有开车的人都会有这种令人不快的驾驶经历，在公路上开着开着，突然交通就慢慢地停了下来，看似没有任何缘由。你徐徐地向前开了30分钟，嘴里还咒骂那些你前面的“白痴”们，并且拉长身子想看看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交通的堵塞。然而，没有交通事故发生，没有车辆抛锚，也没有道路维修。不多久，交通又意想不到地再次畅通了，你又能毫无障碍地顺利通行了。
交通专家称这种现象为“幻影塞车”，这就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基本模式，在交通拥挤的公路上随处可见。驾驶员能很快地对周遭发生的情况做出反应，但是当道路变得越来越拥挤，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时，我们的反应能力就再也无法应付了。任何无意中聚集起来的车辆一般都会自动减速，所以簇拥的车子越来越多，车速也越来越慢，交通堵塞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
在有大游行或是演唱会的时候去公共场所，你会发现某些表象截然不同，但在概念上又极其相似的东西。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人们比肩接踵地在拥挤的人群中挪动步子其实真的和个人意向没多大关系，相反却和模式颇有关联。
随着人们尽量避免和其他人发生摩擦，一个跟着另一个走，另一个人又跟着其他人走，人们开始自动形成一股人流，连贯有序地运动着。紧靠你左边和右边的人朝着你走的方向动，而再走远一点，他们就朝着其他方向走了。人们随着这些人流走动也不无道理，因为朝着其他方向行动要困难得多。任何人流都能凭借这一点很快吸引到更多的人加入其中，使队伍越来越庞大，随之又能吸引到更多人。模式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使人们更可能按照巩固模式的方式来行动，加强模式的能量和影响力。
这些例子说明了，在简单的情况下个人意欲与社会结果之间存在一种令人费解的关系。没有人想让交通堵塞，对于每天在全世界都让道路陷入瘫痪的“幻影塞车”，你甚至不能指责是驾驶员的坏行为所导致的。
同样地，人群中没有人想计划人流运动的开始，或是人们运动的方向。模式在骚动和混乱中自发产生，自行积聚着能量。这就像是没有编舞的舞蹈表演。人流像蛇一样迂回前行，去向何方并不能反映人流中每个个体的实际期望，甚至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向。
2004年，被关押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遭受美国士兵虐待和羞辱的伊拉克囚犯的照片公布于世，美国人备感震惊。人们觉得难以置信，美国军队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全国各个地方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普通孩子，居然会参与鞭打和羞辱那些毫无防备的囚犯，而且快乐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我们不难找到这样一个发现，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坏的模式，而不是坏的人。
30年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在学校普通学生的身上做实验，把他们关在一个设施像监狱一样的心理学系地下室里，一些人当囚犯，另一些则做狱警。研究者把学生平常的衣服都拿走，发给他们制服，并为他们编号，给狱警发反银太阳镜，并给他们统一取诸如“监狱警官先生”之类的称号。心理学家的目的是扯掉那些学生个性的面具，然后看看在那种情况下事态会如何演变。以下是津巴多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对囚犯的敌意、虐待和凌辱一天比一天厉害。不到36小时，第一个囚犯的情绪就崩溃了，他哭喊、尖叫，失去了理性。我们不得不放了他，接着在那之后的每一天，我们又不得不因为出现情绪的极端反应而释放一个人。原本这项实验计划持续两周的时间，但六天之后我就终止了这次实验，因为情况实在失去了控制。我们选择的那些孩子原先都是健康的正常人，后来都崩溃了。那些原本是和平主义者的孩子后来却做出虐待人的行为，从施暴、行恶和惩罚囚犯中得到快乐。”
最近津巴多指出，在阿布格莱布发生的事情遵循了同样的模式，这种模式和个人所处情境的关系，要比它和个人的关系大得多。在公布的许多照片中，狱警并没有穿着他们统一的制服，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他们是匿名的，他们作为狱警的人格被“分解”了。他们为囚犯贴上了如“被拘留者”或是“恐怖分子”这样的兽性标签，与别人相比，那些囚犯是低人一等，一文不值的，而且他们误读了自己对囚犯的职责与监督权力。
虽然这也许不是所有虐待发生的原因，但是这无疑为虐待建立了一定的条件，使虐待的行为得以生根发芽，自然生长。虐待囚犯的狱警越多，他们就越不把囚犯当人看待，越觉得他们就是应该被虐待。
现在再想一想仅仅靠教育就让科拉拉邦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的方法。思考模式，而不只是思考人的话，你会发现这类事件，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事件，就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令人费解了。
正如我们在之后要详细探讨的，种族仇恨和种族猜忌会自我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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