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国际法，需要进一步推动国际法的研究与发展。也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我国加入WTO后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加强对国际法、WTO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的研究，要培养高级国际法专门人才。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和平国际环境的争取过程，要重视国际法的作用。我国国际法的研究和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面对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重视和下大力去研究。胡锦涛主席最近指出，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始终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不断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就必须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和不确定因素。这是我们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征程上将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要多掌握一些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国际社会的基本情况，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战略思维。要切实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密切关注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积极采取防范和应对措施。要妥善应对国际社会的有关关系，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
　　从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总的题目做起，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努力。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坚持主权原则，建立多极世界。从整体上说，目前的国际法体系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受形成条件和国际社会某些政治因素的制约，国际法体系也包含一些不合理的成分，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对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还需要建立新的合理的规范。我们要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准则，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继续做出努力，推动国际法朝着有利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向前进。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不断推进同世界各国的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序言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司法
　国际法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与有关国际法问题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与海洋法
　论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
　论南中国海共同开发的法律问题
　中国的海洋划界问题
中国的科技与法律
　论2l世纪中国的科技与法律
中国与国际环境法
　可持续贸易与环境保护的中国法律与实践卢凤英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预防原则之体现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法体制
外交保护
　保护在外本国民的国际法制度及我国的对策
中国与WTO
　WTO规则与国际法
　GATT／WT0环境争端论析——GATT第××条（b）、（g）款的适用
　中国“人世”的法律思考
　中国纺织品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全球贸易供应链反恐措施和立法对传统国际法的挑战
　浅议反倾销法中替代国制度及其对策
　论TRIPS的知识产权执法程序
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法
　论网络经济中的跨国所得分类规则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私法的变化
　海牙国际私法公约与中国国际私法立法
　国际私法中私人利益保护原则的构建与勃兴
　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论法律选择中的意思自治方法
　论侵权领域中法院地法的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探析
附录：国家领导人和学者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温家宝解释和平崛起五要义 重申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钱其琛点评新世纪初的国际关系
　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泰国演讲阐述“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和平崛起，中国人的宣言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
　中国和平崛起需五大“平台”中美关系是重点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司法
一、中国对国际司法机关的参与
在20世纪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至80年代以前，由于多种原因，例如国内的法律虚无主义，国家不重视法律人才尤其国际法人才的培养，对在国际关系中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的权利、利益，和使用法律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排斥，长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之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的大门之外等，中国一直没有参与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和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等国际司法机关的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府进行了拨乱反正，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中国像一条巨龙在东方崛起。与此同时，法律事业也振兴起来。特别是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号召：“我们还要大力研究国际法”的鼓舞下，中国的国际法教学研究迅速开展起来，中国逐渐转变了对国际司法机制的观望态度，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司法机关的活动。
（一）联合国国际法院
在历史上，中国并非不重视参与国际法院的活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联盟时代就成立了常设国际法院，以法律的方法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自1921年8月14—15日常设国际法院举行第一次选举，直到1939年9月最后一次开庭，中国就先后有两位法学家、外交家王宠惠和郑天锡担任了常设国际法院的法官。
人类在经历了“两度惨不堪言的战祸”之后，于1945年10月24日建立了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安全体制——联合国。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深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建立了一个国际司法机构来推动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维护国际和平和伸张正义。按照惯例，每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法院的法官中都占有一席。在国际法院成立之初，中国由徐谟出任法官，后来由于台湾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徐谟之后由台湾方面的顾维钧出任国际法院的法官。但是，自1967年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休后到1984年的17年中，由于上述原因，国际法院一直没有中国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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