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发表诗作，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已超过一亿册。
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客观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反右派始末》，全面反映1957年“反右派运动”；《“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真实写照中国十年“文革”；《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全景纪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外，还有《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用事实说话一我的采访手记》《陈云之路》《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追寻彭加木》《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等。
作品曾获奖80余次。1989年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之“最佳传记文学家奖”。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于2002年12月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5年10月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西部风貌
黄陵祭祖记
1992年4月4日清早3点半，程控电话机嘟嘟响了。我没有去接电话，因为昨夜就寝时摆弄好电话机的“定时呼叫”信号，果真准时发出呼叫声。我正随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客宿于西安人民大厦，窗外一片黢黑。穿上一件毛线背心，套上外衫，下楼跳上车，司机就启动了。一路上急急飞驶，朝延安进发，8时许车抵陕西中部的黄陵县城，办好上山手续，车子就直奔城北桥山。一路上，见公安人员在巡逻、值勤，处于最忙碌的时刻。
对于只有1 8000人的黄陵县来说，今日是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各方人士云涌而来，县内所有的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往年清明节是4月5日，今年闰年，改为4月4日。号称“中国第一陵”的黄帝陵就坐落在桥山之巅。于是，我们在赴延安途中，参加了祭祖典礼。
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轩辕氏，亦即黄帝。人们把伏羲、神农、黄帝称为“三皇”。相传炎帝和黄帝同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故今日海内外华人均以“炎黄子孙”或“黄炎子孙”自称。在清明节祭黄帝之陵，早在战国秦灵公时便已开始，数千年相沿不衰。
车子停在半山腰。一下车，便觉寒气袭人，所幸沿着石阶朝峰顶进发时全身运动，很快就热乎乎了。石阶两侧每隔几步插一杆黄底黑龙三角旗，迎风招展，犹如一条黄色巨龙卧山岗，好气派。
忽闻鼓乐之声，抬头一瞧，黄帝陵已近在眼前。红色横幅上贴着白色大字：“陕西各界祭黄帝陵典礼暨整修黄帝陵工程奠基仪式”。1992年的祭奠仪式非同往常，因为由国家计委下达的第一期整修黄帝陵工程5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海内外各界华人也正纷纷解囊捐款。在济济人群之中，最醒目的是一面黄底红字旗，上书“台湾清明黄陵祭祖文化访问团”，团员们一律穿黄缎马甲，上面印着同样的红字。团员之中有中青年，更有身着马褂长袍的长者。海峡两岸同是炎黄子孙，今日共祭始祖。仪式开始后，穿着银灰大衣的老将军萧克上前致辞。他身经百战，当年是一位名震华夏的红军首长，如今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身份发表讲话。接着，王光英一身西装，潇洒地致辞，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1937年，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曾派林伯渠为代表，在黄帝陵祭祖。那祭文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半个多世纪时光飞逝，那伟业别开新面，举世正瞩目东方。黄帝陵前，祀曲齐鸣，香烟缭绕，花圈、花篮环立，敬先祖，继宏志，炎黄子孙同怀一腔深情。
我见到黄陵本地人在祭祖时，在前襟或头髻间插一柏叶，或手执一柏枝，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桥山上多柏树，据说80％的柏树在千年以上。这是历代祭奠黄帝时所栽。满山苍翠，四季常青，桥山上10万株柏树蔚为壮观，成为黄土地上一颗耀目的翡翠。
我庆幸自己能够赶上黄帝陵一年一度的盛典。回到上海，我把那胸签珍藏起来，上面除了印着一条金龙外，还印着一行烫金的字：“清明节公祭黄帝陵典礼·1992年·陪祭人”。
奔赴延安的红色通道
半个世纪前，红都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文化人，不远千里奔向那片黄土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廓清迷雾，给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半个世纪后，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依然有着永恒的魅力。在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前夕，笔者参加了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沿着当年上海文化人投奔延安的路线，前往那红星闪耀的地方……
在一张巨幅黑白照片前，我曾久久流连：一条弯曲蜿蜒的山路上，一群青年男女正在艰难跋涉。内中特别是一女学生模样的行进者，手拄木棍，裤脚卷得高高的，背着背包，敞着外衫衣襟……半个多世纪前，照相机“咔嚓”一声，留下了历史性的瞬间，勾画了大批热血青年沿着“红色通道”由西安奔赴延安的感人壮举。
我是在西安的“八办”见到的这帧历史性照片。所谓“八办”，亦即“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其前身为“红军联络处”。我们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从上海来到西安，下榻于东城人民大厦，往北走不远，就是七贤庄——“八办”的所在地。白墙青瓦，古朴的院落，当年人称这里“小延安”、“红色堡垒”。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人们，差不多都是前来此地办好手续，经由草滩、咸阳、耀县、铜官（今铜川）、中部（今黄陵县）、洛川这条“红色通道”，步行250千米，进入“红都”延安。
七贤庄一号院，1936年初是以德国医学博士冯海伯的名义租下的，开设了牙科诊所。冯海伯是德共党员。这样，这里便成了中共秘密联络点。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牙科诊所也就换上了公开的牌子“红军联络处”，叶剑英坐镇这里，周恩来也住进这里。前前后后，来来去去，周恩来在七贤庄住过20多次！1937年9月，那里改称“八办”，先后由林伯渠、董必武任党代表。
那时，两安与延安泾渭分明。“八办”成了白区中一块小小的“红区”，成了通往延安的门户。我步入“八办”，迎面便是接待室。曾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踏入这间接待室，报考延安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踏上奔赴延安之路。
在这众多的青年之中，陈慕华便是其中的一个。她是浙江青田人，出身于国民党爱国将领之家。1938年3月，年仅17岁的她，踏进“八办”接待室，要求报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她沿着那帧照片中的崎岖山道，历尽艰辛，来到了延安宝塔山下。半个世纪后，她成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漫画家华君武，作家柳青、欧阳山，诗人郭小川，电影演员李丽莲等等，都是由“八办”转往延安的。最感人的是科普作家高士其，以残疾之身，发出“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誓言，从上海到两安，通过“八办”进入延安。
这里也是国际友人进入延安的通道。1938年春，加拿大大夫诺尔曼·白求恩在“八办”住了近10天，然后前往延安。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大夫，于1939年 2月住此，转赴延安。美国记者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斯曾回忆说，1937年秋，“在西安红军办事处，我和邓颖超住在一个房间”。她在延安采访，写出了《续西行漫记》。
从“八办”到延安，一般要步行10天。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得以搭乘装货物的卡车，坐在敞篷的堆满货物的车厢里，3天即可到达延安。
如今，我们成了新一代的“朝圣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路上，不再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阻拦，也不必徒步而行，面包车在乌亮的柏油马路上飞驶，七八个小时就来到了延安。
由西安通往延安的西延铁路已经铺好，通车在即。铁路就在公路之侧。未来的“朝圣者”将会更多。当年的红色小道，火车将呼啸而过。
延安的窑洞
“窑洞！窑洞！”车近延安，见到山上一排排窑洞，我们都欢呼起来。对于住惯石库门房子或者高层公寓的上海人来说，窑洞实在是太陌生太新奇了。
延安是窑洞的世界。虽说最近10多年来，那里崛起一大片楼房，形成一座新城，但仍处处有着窑洞的影子。我下榻于延安宾馆，发觉过道的门、会客室的窗都是上圆下方，呈“n”形，那显然是窑洞的象征。新建的延安火车站主楼顶部也是“n”形，体现出延安风格。
在延安，我走访了形形色色的窑洞。如今的延安农民，几乎都住在窑洞里。步入窑洞，充满暖意。特别是有一天忽地下了一场大雪，我来到凤凰山麓一个窑洞托儿所访问，洞里如同开了空调暖气一般。据说，夏日洞里则是一片清凉世界。难怪延安人喜欢住窑洞。
上海人说起住房，总是论几厅几室，而延安人则说有几孔窑洞。一孔窑洞一般20多平方米。靠里，通常砌着炕，面积相当于两张双人床。我发觉，如今延安人的炕上，铺的是上海人屋里常见的塑胶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炕前，往往是一张三人沙发，沙发对面则是五斗橱、电视机。炕侧则是炉灶，做饭、暖炕，一举两得——烟道是从炕里通过。延安人用的是令上海人羡慕不已的大块煤，因为那里产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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