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百姓平凡而动人的追梦故事，分享各自不同的人生感悟。

本书作者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采访了十三位中国人。他们都是中国的百姓，普通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敬业的老师；有不甘寂寞、要发挥余热的老摄影人；有公益律师；有服务行业人员；有打工者；有股民；有知识分子；还有记者。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迥然有别的环境下追寻着自己多彩的梦想。

安顿。《北京青年报》记者。1995年起从事“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个案调查”。至今，著有《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系列，包括《绝对隐私》、《回家》、《情证今生》、《相逢陌生人》‘《绝无禁忌》、《悲欢情缘》。散文集《动词安顿》、《天堂雨》，小说《欲望碎片》、《焚心之恋》、《因为爱你才害你》均为畅销书。根据原著小说《生死劫》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得2005年美国翠贝卡国际电影节、2005年印度喀拉拉邦国际电影节、第五届蒂伯龙国际电影节和第16届亚洲及拉美地区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奖，担任编剧的电影《我们》获得200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奖。2007年起进行“一百个中国人的梦”系列采访，至今已出版《一百个中国人的梦》之一、之二中英文版。

归来记：犹在震中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活着为了让你的梦更美
改变你生活的我的选择
无限风光在路上
房子里盛满了悲伤和希望
在爱的前提下赎罪
一半是柔软，一半是坚强
母女接力明星梦
命中注定的重逢
为别人就是为自己
救姻缘不如爱自己。
“失业”是“事业”的顶点

归来记：犹在震中
采访时间：2008年5月27日
采访地点：
崔峻，男，41岁，《北京青年报》摄影记者。
　　只要静下来，就像放电影，所有的画面，拍下来的、没拍下来的，都在我眼前。它们是流动的，还有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响
我回来好几天了。我没再看过电脑里的这些照片。如果你不要求我按照我的照片拍摄顺序来回忆那些天在灾区的采访经历，我可能还不会去看它们。我不脆弱，不是不敢看。要是不敢看，当时就不能拍了。不能用“不敢”这个词，要说有心理负担，也是不忍心，“不忍”比“不敢”要准确。你不信去问问那些从灾区回来的摄影记者，感觉应该跟我差不多。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呢，不用闭上眼睛，只要静下来，就像放电影，所有的画面，拍下来的、没拍下来的，都在我眼前。它们是流动的，还有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响，是以前没听见过的、好莱坞灾难电影模拟不了的声音，不仅是天崩地裂的声音，还有人们呼救、互相呼唤、嚎哭之类的声音，混在一起，那种对人的刺激，我不会形容。回来之后总有机会喝酒，哥们儿、同事把这个叫做“接风”也好或者“压惊”也好，坐在人堆里，我就喝呀。喝着的时候也走神，走神走回到前面那些没吃没喝的日子。我就想，我还活着呢，活着回来了，真好!
然后，就是“可是”。可是，那么多人死了，就是顷刻之间，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没人通知。人们本来按部就班地生活，该上学的孩子在上学，该上班的人在上班，有的人可能正准备婚礼，也有女人马上要生孩子，有的老人到了那个时间可能正打个小盹儿……忽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非人力可以抗拒。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荒谬，真的。我们小时候都喊过“人定胜天”的口号，可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面前，人是多么弱小和被动。你说人真的能胜天吗?我这么问，也许是因为我忽然领略了命运中有一些时刻，其实非常令人悲观。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种力量，就是能在那些悲观的时刻，给自己找一些理由乐观地活下去。从灾区回来，我从心里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好多和我一样的人，都很幸运，这种幸运是因为能拥有生命、健康和平安，在这些之外，还能有机会、有大把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找自己爱的人，这样的人生真奢侈啊。
到灾区之前，完全没有对那里的想象，一点儿也没有，也想象不出来。5月12号我还在拉萨，刚刚结束了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的采访。我和《北京晚报》的张宏江在5月13号早晨从拉萨赶上了当天唯一一班从成都转飞北京的小飞机，在机场被人轰着、挤着上去，那感觉就像春运期间赶火车。
　　我没想过回不来这个问题，来不及想，想也没用
到了成都，我们直奔都江堰。路上遇见的出租车司机是个56岁的老哥，一听是北京的记者要去灾区采访，就说不收钱了。可是他也只能把我们带到那儿，不可能继续往汶川走，想走也没戏，没有路，路都断了。我和张宏江没商量，俩人挺默契，都觉得必须到震中去看看。别问我是不是想当英雄，当第一个深入震中的记者，我敢说我们俩谁也没想这个，当时的想法特简单，就是既然来了，就必须去看看，要不干吗来了?当了这么多年记者，这种发现哪儿有事儿就赶紧奔过去，成了本能，不需要动脑子想。这么决定了，我们就必须要轻装。据说要走40公里，才能到汶川县城，不能有太多的行李。我以前喜欢登山，好多年前玩儿遍了北京的野长城，算是有一点儿野外生存经验。当时还有没震坏的小铺子开着，我买了几瓶水、方便面，还有一袋盐和一瓶白酒。盐太重要了，脱水的时候，盐能救命，白酒可以驱寒还可以消毒，那边挺冷的，那些日子总是下雨，我半夜里经常被冻醒，来上一大口白酒，慢慢热乎起来，那感觉跟在北京呼朋引类喝大酒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觉得酒真是好东西!
还说这位老哥。他姓黄。我只知道他姓黄，留下了他的手机号。我们减轻了装备之后一人剩下一个摄影包，其他东西都留给他了。给了他名片，说回来给他打电话取行李。黄老哥说，等你们回来了，请你们吃一顿好的，接风!都江堰挺惨的，好多房子震塌了，我们将要开始的路是从那儿深入到震中映秀镇，和逃难的人方向正相反。黄老哥没说他担心，但是后来我明白他其实也有那个意思，就是但愿你们哥儿俩能活着出来。所以5月18号我们回到成都之后给他打电话，他乐坏了，才半个小时就赶到我们住的地方，带着我们的东西，还有水果和烟，他说16号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消息，他到电台广播寻人，寻也是白寻，不可能找到我们的。那时候他真以为我们回不来了。
我没想过回不来这个问题，来不及想，想也没用。到了那个时候，只能随遇而安，自我保护是必需的，保护成功不成功，就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既来之，则安之。张宏江其实比我好，他特冷静，搞艺术出身的，可能一贯就是那样，跟脑子迟钝似的。人_迟钝，就不容易害怕。他说他没害怕，我觉得他没说实话，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就我们在路上那一夜，说不害怕肯定是装的。不过要说害怕，也就是那一夜，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公共信息。路上遇见的老百姓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特别吓人，加上余震不断，好像不远处就天崩地裂似的。
我们碰见了一些逃出来的人，很惨，有伤员，也有幸存者。他们都劝我们不要进去，越是这样，我们倒越觉得要赶快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路上遇见了一个杭州人，这个人让我挺感动的。他是去找老婆和女儿。他们是来这边玩儿的，在映秀镇有熟人，老婆孩子就过去了，结。正赶上地震，不知死活，一定要找到。还有一个自贡的小伙子，在这边打工的，地震的时候正好在外面，现在要过去看看自己的老乡们怎样了，看看能不能救他们出来。当时往里走的人几乎没有，我们遇见了，就搭伴走。还有回家找亲人的几个人。走到一个山崖边上，走不成了，余震非常厉害，还有大石头从山上落下来。我们走的路越来越窄，一侧是山，一侧是江。
张宏江说要连夜赶路，我说不成，我们的头灯看不了太远，雨下得很大，动不动就从山上往下滚大石头，听见不远处轰隆隆地响着就是什么又塌了，我说不成，夜路不能走了，砸在半道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跟我们同路的人，这时候也不敢再走了。
我们比较幸运，有一辆被抛弃的旅游大巴停在路边上，砸歪歪了，玻璃也碎了，但是停的位置还不错，距离山脚有20米左右，估计大石头滚下来也砸不着，我们从破了的玻璃窗爬进去，在里面过夜。那一夜够闹腾的，路上遇见的这几个人一听见有大动静就爬起来跳车，我和张宏江老老实实在里面坐着，跳也没用，真跳下去了，也没地方跑。那一夜很长，有种坐以待毙的感觉，精神高度紧张，所以时间过得特别慢。
我们是天亮以后才接着走，这一夜过去了，心里反而有点儿踏实了，好像也适应了。那时候没看见震后的状况，还不知道这场灾难到底有多大的破坏性。
　　这是我当记者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举着相机，力不从心，拍不了。我的物理距离足够近，我不能超越的，是人的感情。
我们14号上午到了映秀镇，想继续往汶川县城走根本不可能，没有路了。到了16号我们才知道，映秀镇就是震中，比汶川县城惨多了。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规模的救援还没开始，那个地方的惨状真是让人看不下去，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尸体，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们在漩
口中学的一截断墙外面找到了当地人搭的窝棚，人都不在了，剩下一些破床板，挺大的，我们开玩笑说找到了“三室一厅”。
说起来还在灾区做了“贼”，没办法。从旅游大巴上离开的时候，我把座椅套都拆下来带走了，还带走了一件满身油泥的破大衣和一件旧夹克。当时觉得肯定有用，破衣服也能御寒，万一受伤了，座椅套能当绷带用。后来我们没吃的，到处找，像乞丐。张宏江弄来山泉。我们这个队伍里也有当地人赶回来救家人的，认识自己家的房子和地，找到了地方，从废墟里往外扒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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