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近代以来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本书提供的是一个中国法学从业者的一种思考和一种思考方式。本书内容包括：短文；杂记；人物；论文；访谈等。本书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一个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不值得中国人称颂，因为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中国宪政主义者那种痛苦，正像一个意大利的足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美国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近代以来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本书提供的是一个中国法学从业者的一种思考和一种思考方式。

王人博，山东莱西人，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代表性作品主要有：论文《民权词义考论》、《一个最低的法治概念》、《宪法的中国性》、《权力与技术》等；著作《法洽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等。

总序
自序
短文
　叙拉古的诱惑
　苏格拉底的洞穴
　苏格拉底的选择与宪政难题
　有关“宪法是什么”的迷思
　枪口下的宪法
　宪法的生命年轮
　寻找“卡斯提”先生
　俺也说法治
　我们都是“戏子”
　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之国体
　严复与中国的现代国家观
　法学遭遇了这样一个时代
　律师之为“师”
　在学者与律师的“边上”诉说——写在《律师文摘》五周年之际
杂记
　我叫王二黻
　俗世凡人
　以一个“西政”人的名义
　问吴恩
　点评季卫东
　我想告诉你
　给无知一点谦卑
　“右派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花名册
　魂兮归来
人物
　不是思想家的孙中山
　固执的康南海
　善变的梁任公
　严几道：一个绝望的智者
　带着忏悔的陈独秀
　再说胡适之
论文
　宪法的概念
　庶民的胜利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访谈
　宪政中国 百年求索
　“天涯”上谈宪政
　做客“沧海”
　与“领导者”说宪法

苏格拉底的洞穴
　　这个世界上总有穿皮鞋和穿草鞋的，有住洋房和草房的，任何声称的美好制度都不大可能消灭差别，即便有一种制度确实能使人人都穿上皮鞋，我也相信那鞋的质量是不同的。制度的作用最多是决定谁穿皮鞋谁穿草鞋而已。人性是奇妙的，西装革履也许压根就比衣衫褴褛高贵，反过来说也可以——张承志就反过来说：“官是最下贱的一种存在”。但这不能否认我们对草鞋在美学上的赞赏：“自然”、“时尚”、“个性”等等不一而足。关键的是这草鞋穿在谁的脚上。记得小时候，我祖母就常说：“富人吃肥肉那叫能‘享福’，穷人吃肥肉那叫‘肚子缺油水”’。我信这个。从现在的礼仪学上讲，一个人吃了肉不擦嘴，嘴上油光光的，是不雅的。相反，小时候，我祖母讲了另一个故事：一个穷人怕吃不上肉让人笑话，就在自己的门上挂了块油布，出门的时候用这油布擦擦嘴，像是吃了肉似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并不认为嘴上油光光的是不雅，相反，那是“富”的象征，是尊严的妆饰。我的一个朋友赚了不少钱，他对钱的痴迷已升华为美学了：他说，他的最大快乐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数钱玩。
饶舌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存活于两个世界：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审美的。“皮鞋”优于“草鞋”是理性的，“草鞋更好”则是审美的。张承志那话是审美的，并不算是理性。把这话再扯开去，可能就谈到“民主”问题了。美国的两位哲学家郝大维、安乐哲曾把西方世界定义为“理性秩序”，把中国诠释成“审美秩序”，挺有意思。按我的理解，西方人功于“计算”（这里不是坏词），资本主义肯定与“簿记制度”有关。而“民主”则寄生于理性秩序。民主制度通俗地讲就是“数人头的制度”。这里的“人头”并不具审美意义，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在“计算上”具有同等价值，它只是个“数”，并不意味着哪个“头”更好看，更高贵。把他们看成“同等的丑陋”好了：都是为了自己的算计才参与到这个制度中来的，没有对自己利益与权利的算计，民主就毫无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它与皮鞋好看还是草鞋更美没有关系，它信奉的是“丑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制度的深意在于：它消除了皮鞋与草鞋的高贵与低贱、美与丑，只要是个可计量的“数”就可以决定自己的谋算。贵贱、美丑在此没有意义，穷人与富人、贵者与贱人一样被看作具有同等的智商，即便一个目不识丁的粗汉也被假定为会谋算，分得清谁会对自己更好。民主信奉的是智慧，而不是美德。理性在本质上与智慧关系密切，而与美德的关系疏远。民主不是有德的人玩的游戏，而是莽汉与绅士丑陋地平在的制度。苏格拉底在讲坛上是智者——由此他的学生柏拉图就信奉“知识即美德”，而在“公民大会”里，他就是一俗人，与其他“洞穴”里的人没有分别。在这里，没有训导者和被训导者，大家互相言说又互相聆听。穷人为了算计，巴结富人，富人为了算计，阿谀穷人——他绝不能瞧不起穷人，因为无论他多富，他若在政治的位置上表现不好，穷人始终存在撤换他的手段。美学上的瞧不起与理性的计算肯定是相违的。柏拉图拒绝民主，是因为它不符合审美，这是对的。问题是，一个符合审美的秩序往往又是违于理性的。就审美而言，我赞同柏拉图的理想国方案，但就理性来讲，那的确是一个糟糕的规划。譬如，柏拉图在规划中曾设想把小孩子们从他的父本身边夺走交给哲学家们来改造。听起来不错，但更改上绝无实行的可能：少数几个从来没有给孩子换过尿布的单身哲学家保姆怎么来带领这一大帮孩子们？又怎么能防止饱受想念孩子之苦的父母不会在夜里把哲学家杀掉，偷回他们的孩子？柏拉图或许不知道，审美秩序的颜色往往都是血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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