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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新工具
【编者按：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崇尚百科全书式的教育。】
人，作为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对自然的作为和了解（或者关于事物，或者关于心灵），正如他对于自然的观察那么多。除此以外，他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得更多。
单凭一双赤手和无依无靠的理智，没有什么力量。种种结果借助于工具得来，人的理解力对于工具的需求绝不亚于双手。鉴于工具促进与调节手的动作，因此它们与人的心智有关，可以用来激发心灵或维护理解力。
知识和人类的力量是同义语，因为对原因的无知，对结果便迷惑起来。只有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而在沉思哲学中与原因符合的东西，在实践科学中便成为规律。
人在作用于自然时，只能利用或避开自然的物体，而自然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其余事隋。
实际上通晓自然的是机械师、数学家、医师、炼金术士以及魔术师，但大家（在目前的情况下）的努力和成就都很微小。
设想不使用某些迄今没有试验过的方法就能完成从未实行过的课题，那是狂妄的、自相矛盾的。
如果从书籍和制造业方面判断，心灵和手的产品似乎种类繁多。不过，所有这些品种都是从一些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进行极端巧妙的改良和演绎而来的，而不是根据～些公理组成的。
即使已经出现的效果，也应归功于机会和实验，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因为我们目前的各门科学，只不过是对已被发现的种种事物所作的排列，而不是关于方法的发现，不是新的操作设计。
几乎各门科学中所有缺陷的唯一因由和根源都是：当我们错误地赞赏和颂扬人类心灵的力量时，我们并没有去寻求它的真正作用。
自然的奥妙远远超出人类的感官和理解，因此，人类种种貌似有理的沉思、推测和分析，不过是无意义的事情，没有人信守与奉行它。
正如现在的科学对于种种结果的发现是无用的一样，现在的逻辑方法对于各门科学的发现，也是无效的。
现在的逻辑方法，与其说是探求真理，不如说是帮助加强和粉饰各种基于流行观念的根深蒂固的谬误，因此，它害多益少。
三段论法不适用于科学的原则，并且对于中间公理也是无效的，因为它与自然的奥妙并不相称。所以它只是强制人予以同意，而不能把握事物。
三段论法是由命题构成的，命题是由语词构成的，而语词是概念的符号。因此，如果概念（它构成整个推理的基础）模糊不清，是轻率地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便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唯一可寄予希望的就在于真正的归纳。
无论是在逻辑中还是在物理中，我们都没有完备的概念。实体、性质、活动、激隋和存在都不是清晰的概念，更不用说轻、重、疏、密、干、湿、生长、腐败、引力、斥力、元素、物质、形式等概念了。它们都带有想象的成分，而不是完美的定义。
不太抽象的概念，如人、狗、鸽子以及感官的直接知觉概念，如冷、热、黑、白，在实质上没有欺骗我们，然而连它们有时也由于物质的变化不定和事物的相互混合而混淆不清。所有人类迄今使用的概念，都是谬误的。它们是被不适当地从事物中抽象和推断出来的。
在形成公理时，就如同人们抽象概念时一样，也有着同等程度的迷乱和谬误，连那些依靠普通的归纳得来的第一原理也不例外。以三段论法推演出来的公理和低一级的命题，情况更是这样。
科学中现有的发现都是直接存在于一般概念的表面之下的东西。可是，为了依据更确定、更可靠的方法从事物中抽象出概念和原理，有必要深入到自然的更奥妙、更细微的方面去。
探索和发现真理的方法有两种，而且只能有两种。一种是仓促地从感觉和特殊事物进入最普遍的公理，并且视其为本原和无可置疑的真理，用来推求和发现居间的公理。这是目前使用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事物开始，通过持续地、逐步地上升，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种形成公理的方法是正确的，但还没有被试行过。
理解力若听其自然地依其在逻辑指导下所采取的同样的方法进行，即是第一种方法。因为心灵喜欢一开始就到达普遍性，这样它可以避免劳作，而在对一个问题略为思考后去疲于试验，不过为了虚饰争端，这些缺陷被逻辑扩大了。
理智如听其自然，对于一个坚定的、耐心的和具有反省倾向的人（特别是当他不受公认的教条阻碍时），他会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一些尝试，但效果很小。因为缺乏指导和帮助的理智，是不能胜任也不适宜于征服事物的奥妙这个任务的。
这两种方法都从感觉和个别事物开始，而以最大的概括终结。但是它们有着不可估量的区别，因为其中一种方法仅仅是粗略地触及实验的边缘和个别事物，而另一种却适当地、系统地贯穿于它们之中。一种一开始即确定一些抽象的无用的概括，另一种却逐步地上升到自然界中真正的、最普遍的原理。
凡人心灵的假象和天才心灵的观念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那就是说，这是某些无用的教条和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创造物的标痕和印记之间的差别。
根据推论得来的公理，永远不能有助于新成果的发现，因为自然界的奥妙，大大地胜于推论。但是，由个别事物适当地、有规则地抽象而得的公理，却易于指出和解释新的个别事物，因而赋予科学以积极作用。
现在使用的公理均从极少量的经验和经常看到的少数个别事物推论出来，由此它们和它们的本源在广度和范围上几乎相同。如果发生任何被忽视的或未知的事例与真理更相符合并对公理加以修正的情况时，那么就以无意义的区分来保全公理。
为有所区别起见，我们习惯上把应用于自然的人的推理叫做对自然的预测（因为它是粗糙的和不成熟的），而把适当地从事物中推演出来的理论，叫做对自然的解说。
预测对于生成一致性意见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即使人们统统变得不学无术地狂妄，他们也有可能还算不错地一致起来。
还有，“预测”受到赞成要比“解释”得到赞同容易得多，因为它是从少数事例推演出来，而且这些事例主要是可见的，它们直接触动人的理智，并满足人的想象力。可是，相反的，解释是从各种不同的题材推演出来的，而且这些题材是广泛地分散着的，不能一下子打动人的理智。因此，一般看来，它们必定显得很难懂和不调和，几乎像信仰中的神秘的东西一样。
在以意见和教条为依据的各门科学中，如果你想强制别人同意而不顾及事物本身的话，运用预测和逻辑是对的。
如果各个时代一切人的才智都统一和联合起来，并将他们的努力成果留传于世，那么凭预测在学问上就不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因为那些根本的错误，以及那些发生在思想过程初级阶段的错误，不会由于后来各种手段和补救方法的优点而得到矫正。
如果希望把新事物外加在或嫁接在旧事物之上，就可以使科学获得重大的进步，那是枉然的，我们若不愿意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仅只取得微不足道的进步的话，更新就必须从基础着手。
古代的作家以及其他所有的作家，应当享有不容争辩的荣誉。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不是能力或才能的比较，而是方法的比较。我们承担的任务是一个向导，而不是一个批评家。
谈得坦率些，按照那些现在一般使用的预测，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也不会有我们的方法和这种方法发现的事物。因为它并不要求我们考虑自己所责难的那种方法的判断。
要表达和说明我们的感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些本身是新的东西，只有在与一些旧的东西的类比中，才能被理解。
亚历山大·博吉关于法军远征意大利一役说，他们一路挺进，手拿粉笔标示自己的住处，而不用武器夺取他们的通路。同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哲学平静地进入那些适合研究哲学而且有才能的人的心里。因为凡是在基本原理、绝对观念以及论证形式方面的分歧，我们没有争论的必要。
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表述我们的感情，那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到个别的事实以及它们有规则的系统排列和秩序中去。由此形成对事物的了解。
我们的方法和怀疑论者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一开始是一致的，可是在结论上与它们差别很大，而且彼此完全相反。因为他们完全断言，一切东西都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却认为，用现在的方法，所能认识的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怎样，他们的下一步是要摧毁感觉和理智的权威，而我们是要发现它们，并给它们提供帮助。
现在盘踞着人类的理智并且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其中的各种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困扰着人的心灵，使真理难以进入，而且即使它们得以进入，如果人们不预先警惕，尽可能小心地加以防范，这些假象和错误概念，就会在科学的复兴中重新聚合并扰乱我们。
困扰人类心灵的假象有四种。为了区分起见，我给它们取了名字，称第一种为“种族假象”，第二种为“洞穴假象”，第三种为“市场假象”，第四种为“剧场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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