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黎鸣 王文元 李建军 周非 贺雄飞五位著名学者对《中国不高兴》联手说不，探寻中国兴衰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

当一帮具有民粹主义情结的“老愤青”为了迎合许多愚昧的老百姓而再次炮制出《中国不高兴》这样的“精神鸦片”时，再次激发了中国人虚伪的自大狂心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不高兴》推销的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常常自恋及排他，具有“暴发户心态”，妄想充当世界的领袖，缺乏一种真正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是一种变态的流行“病毒”。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和操控股价房市的“幕后黑手”，当大多数人还看不起病、孩子还上不起学时，中国的市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挥金如土、狡兔三“窟”、天天有饭局、夜夜上歌厅，一言九鼎的某些腐败分子，当天灾多发、矿难频发、疫情滥发，许多老百姓求告无门时，中国的农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一大堆帮忙、帮闲文人和艺术掮客，当他们合伙炮制着妄想使人“变成一头快乐的猪”的一个又一个娱乐大片和“一句顶一万句”的伪劣之作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某些法官和律师，而当大多数人被野蛮拆迁逼得走投无路而只能进监狱或打官司，但仍然遥遥无期或面临“躲猫猫”的危险时，许多“杨三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第一部分　中国历史的正动与逆动/周非
　黄帝的谱系及黄帝的文化精神
　中国文治的理想描述：《周礼》
　“官本位”是如何形成的
　礼乐崩坏于“失信”
　变通术：用“智”来修补“德”
　中国文化最大的成果：智谋
　知识分子蜕变为谋士
　中国传统价值核心之最高体现者：大一统　
　《史记》的意义
　科举制：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彻底沦亡
　文字狱：消灭文化异己
第二部分　中华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王文元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传统是中国人的生命线
　从王守仁与小偷的对话说起
　西方的伊旬园情结与东方的居尘出尘
　儒释道乃是“和为美”之产物
　中国在学术上从来没有独尊过儒术
　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伟人
　嵇康的“七不堪”
　可爱的迷信
　中国在哪些方面世界第一
　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国学
　应该恢复哪些旧制
第三部分　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黎鸣
　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合力等于零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
　中国教育的大败局
　中国人为什么成了历史永远的“囚徒”
　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
　孔夫子，宣教愚昧的“先师”
　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五毒四柔”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给思想和言论定罪的人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
上帝与孔子
第四部分　文学因何而伟大/李建军　章诒和
　拔根状态下的文学景观
　当代小说最缺什么
　接近堕落的扯淡
　文学上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的文学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图腾
　要把真经度与人
　庸碌鄙俗的下山路
　告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卧底——他进了章家大门
第五部分 中国向何处去/贺雄飞
　夏日荷花的沉思
　黄河边上的中国
　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
　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犹太文化与和谐社会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
　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部分　中国历史的正动与逆动/周非
　　黄帝的谱系及黄帝的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号称是“炎黄子孙”，关于黄帝的传说，有一件事是讲黄帝的修炼。
讲黄帝的修炼成仙，其实是讲黄帝个人生命的结局，连《史记》都说他登天成了仙，这可能是人们对他的一种美好祝愿，所谓“万岁”、“万寿无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意思。但汉代的方士就用这个故事大做文章，还鼓动汉武帝去学习。
追寻长寿是人们的愿望之一，最长的寿就是不死，如果长寿而又能行动自由，则是人们最热望不已的事了，连汉武帝想到这个境界，都感叹地说要用皇权去交换。只可惜，这玩艺不是可以买卖来的。据道家理论，是修炼来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静修，要修到没有七情六欲的境界；另一个是吃药，这药是专门炼出来的，叫“丹”。但从逻辑上讲，如果没有七情六欲才能成仙，那么，没有七情六欲的人，就没有“成仙欲”了，还要成仙干什么呢？所以，真正摒弃七情六欲而修炼成仙的人，是很少的。倒是清心寡欲有利于健康，从而延长寿命，但寿命延长意义又何在呢？从哲学意义上讲，肉体只是一个载体，是为人欲望、情感驱使的一个外壳。长寿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清心寡欲，就得无为；而无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炼丹的人很多，只要能买得起水银、架得起炉子的富贵者，都能炼丹。但吃药这个事，是讲实证的，就像中医里说的“验方”。可惜，在人们生活中，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例“临床试验”的成功者。于是，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人相信了。
关于黄帝的传说，另一件事是讲黄帝的谱系。
在从尧舜到秦朝为止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所有的帝王，追根溯源，都是黄帝的后代。
但我对这一点尤其怀疑。我想，这不过是后来的帝王在抬高自己的出身而已。就像有的帝王说他是某某神的儿子、或者说是某某星宿下凡、或者出生时发生了何等惊天动地的天象一样，是不太能令人相信的。
我们今天都说自己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后代，这是文化意义上的用语
（而不是遗传学上的，也不是伦理学上的意义）。但黄帝不搞家天下，而是“联邦制”，而且没有世袭制；黄帝特别重科学技术，亲自主持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黄帝对生命非常重视，讲养生之道；黄帝的官制里，任人唯贤；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是政教分开。这些中华文化好的源头，到后来还剩多少呢？
我们的文明之源，一点也不比西方差啊！
把丧失的东西找回来，发扬光大，是为复兴。那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源头精神开始？！
　　中国文治的理想描述：《周礼》
文治即礼治。中国历史从其幼年期，即有了十分完备的行为规范，让每个人规规矩矩地做人——这就是《周礼》。如果周礼是实有其事，则中国历史在这里就出毛病了；如果周礼是后人杜撰的，则中国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有问题了。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正是从这里开始产生分野的！
当古希腊斯巴达人正在崇尚英雄主义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一个文治时代。这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重大分野，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早熟！
中国的文治，秉承了“敬天”的原始宗教思想，以“人法天”（仿效大自然）的方式，制定了人世间的秩序，后人将这套成文的东西，称为“礼”，因其产生于周朝，故名周礼。
历史的转折点是“文王演周易”。因为在商朝，人们是“信天”的，凡事要卜卦，文王将一些卦辞进行了归类整理，给“推测天意”指了一条道。周公正是在《周易》的思想基础上，制定了“礼乐”。
但周礼是不完善的，至少大部分内容失传了。后来传下来的一部非常完整的关于“礼”的典章制度的书《周礼》，应该是经过自春秋到汉初许多人加工而成的。但这本《周礼》，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太大，它是中国帝王统治时代统治者关于统治制度的最完美、最理想化的标准。
因此，我们不必拘泥于此书是否为周公所作、此制度是否在西周完全推行，而是要分析这本被后世知识分子们所推崇的“理想国”政治制度的实质。
《周礼》的思想，就是按大自然的秩序约定人间制度，并称之为“天意”，天子是天意的代表，像太阳一样，是万物之源。世间的尊卑高下，如同山川一样，是不可以改变的，每个人要各就各位。如何能解决人的过分的欲望呢？就是通过仪礼来规范言行、通过音乐来陶冶情操。
三礼——制度、仪礼、音乐——的意义和作用大体如此。
其实，过早制定了这些理想化的制度，注定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它的思想基础是原始的，所以，也是幼稚的，故而注定今后永远也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早熟。
孔子把那个时代称为小康社会，以对称于更为理想的大同社会。但大同社会不需要治理，是顺天而成的；小康社会是人治的，人治的办法是“礼乐”。他对小康社会的描写是：“郁郁乎文哉！”
中国古文很有意思，其中“文”通“纹”，有粉饰的意思。那么，是孔子粉饰了那个时代呢，还是那个时代用的“礼乐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粉饰呢？我们在分析了“礼”的内容后，就会一目了然。
　我们姑且称这个时代为文治时代。
　 周武王名姬发，是周文王的二子。周文王的长子被害死了。文王死后，姬发继位，他继承文王遗志，数会诸侯，并在非常有智谋的姜太公（姜子牙，又名吕望）帮助下，攻克了商的首都朝歌，使得商纣王自焚而死。最后，周武王被拥戴为天子，即统治了天下，史称周朝。
周朝不再像商朝那样事事请示“天”了，而是按《易经》的办法，有条理地治理天下。这个条理或者叫规矩，有个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名字——“礼”。因为这个“礼”制于周代，所以又称做周礼。而主持制定这个“礼”的人，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受到无限推崇的周公。
“礼”分为三个部分：礼仪、官制和乐礼。“礼仪”直接称礼，或“周礼”，今天的人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礼”；“官制”称为官礼，或周官；乐礼又称“乐”或周乐。按孔子的说法，儒学思想的精义，就是周礼（狭义的）。春秋时，“礼乐崩坏”，孔子要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这个“周礼”。两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其全部理解，亦在成熟于周朝（一般说是周公所订立） 的“礼乐”。然而，中国文化史却与中国所有的儒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周礼和周乐失传！——周礼（礼仪）是部分地失传，乐则全部地失传。“六经”变成五经，因为没有《乐》，六艺之“乐”，也只能让人去想象；而《周礼》关于礼的主要内容也皆丧失。
但“丧失”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给他们许多可乘之机。
这里，先插叙一个小故事：北宋大文豪苏轼考进士时，遇到的考试题叫做《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一篇议论文，要阐述的道理是：“圣人爱人——用刑尽量地轻、奖赏尽量地厚。”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苏才子引经据典，说了这样的一个“典故”：尧的时候，执法官皋陶大人要定一个人的死罪，在朝堂之上，皋陶说“判处死刑”，尧说：“恕他不死！”皋陶说了三次，尧也说了三次。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畏惧皋陶执法如山，而又都欢欣于尧用刑的宽容。这篇文章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副主考官梅尧臣一致好评，认为是所有考生文章里写得最好的一篇。但饱读经典的梅尧臣，却不知道苏才子说的这个故事，出于哪部经典或史书，于是，就去问学问更高的欧阳修。结果欧阳修也不知道，但他们一点也没怀疑是苏轼用错了典或干脆就是瞎编的，只是一个劲地说：一定是我们偶尔忘了！——最后，苏轼高中第二名，自己向梅尧臣坦白说：“编的，说故事何必要出处！”这是大才子向经典开的一次大玩笑。其实，有没有经典，有什么关系呢？按苏东坡的意思，如果尧是孔子说的那样爱民的人的话，他做这样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结果是“公（指梅尧臣们）赏其豪迈”，就是说，梅尧臣很赏识他的豪迈之气。其实，苏轼还可以作深一步的思考：五经未必没有被孔子们想当然地编写！
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更多地对周礼进行具体的描述。其大致情形，只能按经孔子编改过的《周礼》幸存的一部分以及孔子对学生们所说的一些话来进行了解了。
周礼的制定人周公，名叫姬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因为最初被封在周地（就是周人打天下时的根据地），所以人称周公。周公貌不惊人，而且还有点身体上的缺陷，是个驼背；但是他非常贤能，先后辅佐过父亲文王、哥哥武王、侄子成王，为周朝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