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作者介绍
菲利普·奥德莱尔,昂热大学教授,海洋学院院士,出版有《十八世纪的法国西印度公司》、《国王们的帝国》、《十八世纪海上大贸易》。他领导过“西印度公司船队”国际讨论会,并曾为《洛里昂历史》、《蓬第谢里,1674—1761》撰稿。
弗朗索瓦兹·韦热斯,政治学博士,英国苏赛克斯大学讲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印度洋社会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员。曾在《批评调查》、《视差》、《天桥》等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并在《黑的事实》、《法农:一个批判读者》和《思考克里奥尔特性》中撰文。即将出版《殖民家庭传奇和混血人现象》。
前 言
众所周知,在欧洲历史上,1848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在许多国家,革命风暴动摇了旧秩序的基础。对社会正义、对民主政治的要求与民族的憧憬相融会。这是“人民的春天”。“再没有国王了,明白吗?整个大地都是自由的!整个大地都是自由的!”弗雷德里克的朋友在《情感教育》中呼喊。在法国,第二共和国的临时政府想把这种对自由和对民主的希望写进法律。在欧洲的边境线以外,在法国殖民地,有几十万个妇女、男子和儿童是奴隶。共和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受这种对法律对理性的粗暴践踏。1848年4月27日政府颁发了在所有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同年3月5日,政府已经赋予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选举权。
废除奴隶制和全民选举权的两项法令在殖民地奠定了现代政治世界的基础。然而,如果说所有人都是公民了,那么他们是否也全都是有理性的呢?在殖民地,这个问题带出了其他的问题。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指出的那样,选举权就像自然法那样被理解,但是,奴隶主义已经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让人认为黑人是天生的奴隶,因而是没有理智的人,于是就产生了下面这样的问题:解放的奴隶是否是完整的公民、还停留在儿童期的黑人能否行使他们的自然权利?在殖民地,完全公民权和社会平等是非常缓慢地被获得的。在最初的几个月,已获人身自由的奴隶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令人泄气的。有权势的人依靠暴力,依靠选举舞弊,还依靠恐吓来维系他们对社会的控制。获得解放的奴隶们因为一条特别法律而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然而在劳动问题上他们还是被排斥在法国本土的法律之外。一个世纪后,即1946年,殖民地法才被最终废除。所有的老殖民地也就成了法国的海外省。原则上社会平等被宣布了,但是否可以说社会平等已经真正实现了?
在法国介入奴隶贸易的时候,法国已经是一个强盛的殖民地宗主国了。1716年1月,法兰西王国的所有商人都被允许从事“黑奴、金粉以及他们能够在非洲海岸获得的一切其他商品的贸易”。王朝制定了一条三角贸易的真正法典。法国凭借其殖民地的种植业,很快就成了蔗糖的第一出口大国和排列在英国和葡萄牙之后的奴隶进口第三大国。“乌木”(那些被整船装运的人被称做“乌木”)代表了一种利益丰厚的投资,许多从事这一投资的商人绞尽脑汁发财致富。但是,如果说圣马洛、鲁昂、马赛、莫尔莱、布雷斯特、巴约讷是参与了奴隶贩卖的话,唯有南特、拉罗谢勒、波尔多与勒阿弗尔这些城市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黑奴贩卖港口。财富积累起来了。
胡克·托马斯估计,经法国贩卖的非洲奴隶的数目大约在一百二十五万。如果说历史学家并不同意这个数目,那么他们重新描绘了奴隶贩卖的所有路线、奴隶在种植园里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的反抗方法。一经交易,奴隶的身上就被烫上了烙印。在船上,黑人们被层层叠叠地堆起来并锁上铁链。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五左右,传染病吞食着囚犯、甚至船队的生命。奴隶们一旦到达种植园,就必须服从路易十四于1685年签署的黑人法典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在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下,奴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奴隶们奋起反抗并且逃跑,换句话说,他们逃离种植园,去单独生活或者群居,有时候甚至建立了真正的公社。
1788年在巴黎成立的黑人之友会要求立即废除奴隶贩卖,并且逐步地废除奴隶制。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反对奴隶贩卖,但是他们并不对殖民主义制度本身提出质疑。1794年2月4日,第一次废奴遭到了殖民者和贩奴船主的反对。但是一些奴隶已经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起义。瓜德罗普岛从1794到1802年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自由期。1802年岛上的武装力量重新恢复了奴隶制。波拿巴·拿破仑于1802年恢复了奴隶制,但是因为1791年在海地爆发了奴隶起义,海地共和国于1804年1月1日诞生了,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起义者的胜利证明,黑人是自由人,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在英国的影响下,奴隶贸易于1815年被禁止。不过,奴隶贩子却因其利润丰厚而乐此不疲。
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废奴主义运动千方百计调动知识界和哲学界的舆论来揭露奴隶制度。奴隶是一个人,可他整个儿是其主人的财产。“反公民”的地位将奴隶排斥在一切社会生活之外。司法程序(黑人法典)和政治机构(殖民地位)把奴隶变成了完全被剥夺权利的人类。他的所有生活——性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全都由其主人来安排,而奴隶的主人是受到国家支持的。在殖民地,例外的司法结构就是规则。奴隶是一件商品,一件财产,他能够跟其他财产一样获得价值评估(于是某个奴隶就等值于若干条枪)。奴隶制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既能影响劳动的表达:一切体力劳动都是奴役性的劳动;也能影响社会和政治的表达:白人天生是自由的,黑人天生是奴隶。这是一种腐败制度,因为主人和奴隶都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关系:主人的侮辱、依附主人和顺从主人构成了奴隶存在的理由。启蒙运动的哲学从道德角度谴责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甚至触动了必须建立在社会契约、默契、和谐之上的社会联系。
废奴主义思想抨击一种否定群体人道的论调。然而,废奴主义理论本身只注重从道德层面上对奴隶贩卖和奴隶制的揭露,因而低估了后者创建新形式奴役制度的能力。法兰西民族把一体化原则视为社会平等的条件,正值第二共和国想宣布平等社会要降临法兰西民族之际,殊不知第二共和国又把自己永久性固定在后奴隶主义社会之中了。
在共和国宣布的平等原则和在后奴隶制社会中维系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之间似乎有矛盾,但这种矛盾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没有人相信白人和黑人之间会有平等,没有人相信黑人能融入法国社会。因此说,社会平等跟不上反奴隶主义思想的步伐。
白人优等说的种族主义偏见依然盛行,废奴主义思想不知道该怎样去终止这种偏见。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意识形态越来越根深蒂固,还披上了一层伪科学的合法性外衣。在历史上1848年法令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它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建筑在对一个群体奴役之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因为这种奴役直到那时仍然因为这个群体是黑人而合法化。在两个世纪中,奴隶制铸就了人们的观念和想象。在这种人种偏见的基础上社会被分成若干等级。在殖民地,社会想象依然受这种人种等级的统治。废奴主义者对共和国的爱戴可以调和社会阶级和社会等级,可他们却受到了充满各种冲突的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反对。
对于这些社会的居民来说,通往事实上的公民权不仅仅是与法的精神相一致的公民权,而是意味着对他们融入社会的承认。这些女人和男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就因为他们是奴隶、黑人、殖民地人。尽管他们被排除在平等者的社会之外,但是一遭被承认是公民,他们就通过自己代表的声音要求更进一步地融入法国民主社会内部。为了使从奴隶制通往公民权和平等的道路既有利于奴隶的解放又有利于殖民化,也为了使这个过程不停留在纯粹的可能性上,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地位的改变,而是一次真正的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白人社会。甘蔗种植园曾经是白人化的模子。宗教信仰迥异、操不同语言和有不同文化的女人男人由于在小片土地上被历史降级,他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语言和几种新的信仰。非洲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以及欧洲人,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发生了碰撞,由此诞生了一种白人化的混合文化。今天,回忆历史的责任落到了奴隶的后代身上。他们要求把自己为自由的拓展和对政治民主的拓展的贡献写进历史。
在多文化和少数民族在国家中地位等问题被提出来之际,那些在1848年成为公民并选择在1946年融入法兰西共和国政治社会的成员的历史,特别能让关于法国民主的辩论清晰。这些公民的历史和奴隶制以及他们种族的、文化的、政治的、象征的遗产继承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这段从奴隶制到公民权的历史,从反公民地位到公民地位的历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民主的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