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斗争的动力》出自三位一流学者之手,它毫无疑问是过去二十年内关于社会运动(及相关现象)最雄心勃勃的著作,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著作。
——《社会学》
前言与致谢
我们的工作起始于一次不成功的行动。1995年,查克·蒂利的一班朋友、学生和他的合作者们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个聚会,组织者们本打算把这次聚会当作庆贺查克·蒂利退休安享晚年的联欢会,但不巧的是,查克·蒂利本人却未能得知这一消息。为此,麦克亚当和塔罗只好做出了一个次佳的决定,他们决计要让蒂利暂时地从他的其他工作方案中,转到一个能使他吃苦头最少的新差事上,眼前的这本书即是他们这一退而求其次做法的产物。
麦克亚当和塔罗对于能否使查克·蒂利就范没有把握,二人遂计划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密谋”。在他们想来,如若研究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以及民主化这些彼此相关领域的学者们,能够超越名义上各各有别的学科界限,转而寻求可能将这些相关领域综合到一起的路径,则岂非壮举?这次谈话最终导致他们向“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特殊项目建议,该项目以一年为期,旨在探讨令他们萦绕于心的综合研究之可能性并实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征得蒂利同意加入这一计划后,他们随即拟订了一项计划书,该计划书先是经菲尔·康弗斯(Phil Converse)和鲍勃·斯科特(Bob Scott)(二人分别为当时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及副主任)的严格审查,随后并得到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特殊项目顾问委员会及其理事会的批准。至此,他们的“密谋”进一步地成气候了!
可一当特殊项目开始启动,我们手头这项颇为巨大的工程便有了一项重大的变故。鲍勃·斯科特比我们更早意识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研究目标是如何超出我们的预计,他为此而鼓励我们去寻求能够使我们将这一项目延伸为一个更长时限的研究框架所需的支持。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于1995年向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属下的“索耶研讨丛书”(Sawyer Seminar Series)提出申请,寻求它支持一项围绕斗争政治这一宏大主题而组织撰写的三年期的研讨丛书系列。令我们感到高兴同时又觉得惊讶的是,梅隆基金会居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们要感谢哈丽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感谢她以她的远见以及她的耐心,促成了索耶研讨计划所作的这一非同寻常的计划的变化;我们也感谢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继菲尔之后任中心主任)和鲍勃,感谢他们同意我们在中心安营扎寨;我们还要感谢中心的全体成员,在面对我们这“纷扰的一帮人”的“猛攻”时,他们以其耐心和善意忍受了数年来我们所带来的叨扰。
但我们接着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为实现那次谈话时的构想寻找合适的核心成员。幸运的是,在“斗争政治之无形学院”的草创时期,我们的四位同事受吸引而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三年里,罗恩·阿明扎德(Ron Aminzad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利兹·佩里(Liz Perry)以及比尔·休厄尔(Bill Sewell)和我们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努力,并致力于在斗争政治研究中形成一种更为注重学者间相互交流与交互影响的风气,这一努力的成果之一是作为本书姊妹篇的《斗争政治研究中的沉默与声音》(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一书的问世。我们希望,继这两本著作之后不久,还有其他更多著作的行世。我们自己的著作也从与这些朋友和同事的相互交流、影响中得益匪浅,在此我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我们要感谢的还不止斗争政治研究小组的这些核心成员们。尽管中心和梅隆基金会都未曾向我们提出要求,但我们七个人还是很快就研究生——不限于我们自己的学生——加入我们的研究项目一事达成一致。比起那帮受到学科界限或学术传统束缚的有出息的年轻学者来,在一些重大课题上,有谁能够像这些研究生们一样,能更好地为我们提供新颖的视角呢?1996—1997年第一批加入的研究生是:丽莎·贝尔(Lissa Bell)、帕梅拉·伯克(Pamela Burke)、罗宾·埃克哈特(Robyn Eckhardt)、约翰·格伦(John Glenn)和约瑟夫·路德斯(Joseph Luders)、随后的两年又有九个人加入,他们分别是:霍尔赫·卡德那—罗阿(Jorge Cadena-Roa)、戴维·坎宁安(David Cunningham)、马纳里·德赛(Manali Desai)、戴比·古尔德(Debbie Gould)、霍永·金(Hyojoung Kim)、海迪·斯沃茨(Heidi Swarts)、尼拉·范·戴克(Nella Van Dyke)、希瑟·威廉斯(Heather Williams)和吉姆·威廉斯(Kim Williams)。他们不仅对我们的大项目帮助殊多,而且也为我们眼前的这本《斗争的动力》贡献不小。我们热忱地感谢他们并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彼此的相互交流合作中,和我们同样地获益。
还有其他人为我们提供过帮助。在梅隆基金会项目的三年时间里,每年,项目的七位核心成员和他们的年轻助手都要组织三次小型会议,每次会议都集中探讨某一与总体理解社会斗争相关的特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宗教与斗争,情感与斗争,斗争的全球化,政治斗争中的认同与网络。每一次这样的会议都会有两三名特邀专家出席。对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比尔·盖姆森(Bill Gamson)、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苏珊·哈丁(Susan Harding)、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林恩·亨特(Lynn Hunt)、简·詹森(Jane Jenson)、阿瑟·克莱因曼(Arthur Kleinman)、汉斯皮特·克瑞埃西(Hanspeter Kriesi)、马克·利奇巴奇(Marc Lichbach)、约翰·迈耶(John Meyer)、安·米希(Ann Mische)、奥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玛丽简·奥萨(Maryjane Osa)、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维塔·泰勒(Verta Taylor)、马克·特劳戈特(Mark Traugott)、保罗·韦普纳(Paul Wapner)以及蒂姆·威克姆—克劳利(Tim Wickham-Crowley)的合作,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还有更多我们要感谢的人。项目进行到第三年时,当时我们住在中心,我们的同事罗恩·阿明扎德和我们一起,为中心内对斗争政治感兴趣的研究人员组织了一次以斗争政治为题的综合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我们有幸邀得一大批杰出的研究同行参与其中,他们当中有:杰里·戴维斯(Jerry Davis)、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罗布·桑普森(Rob Sampson)、卡罗尔·斯温(Carol Swain)、埃德·蒂尔亚基安(Ed Tiryakian)和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感谢他们愿意参与我们时有争议的会谈。
离开中心后,我们仍然坚守我们从许多专家学者们那里学得的知识。至于我们是否拓展了他们或我们自己的知识,他们自有判断。从以下这些人那里,我们曾经得到过宝贵的建议、批评、信息以及技术上的帮助,他们是:帕洛玛·阿吉拉·费尔南德斯(Paloma Aguilar Fernández)、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罗恩·阿明扎德、拉蒙·阿德尔·阿吉里斯(Ramón Adell Argilés)、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霍尔赫·卡德那—罗阿、拉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鲁思·科利尔(Ruth Collier)、玛丽亚·库克(Marria Cook)、唐纳泰拉·德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丽塔·迪莱奥(Rita di Leo)、拉斐尔·杜兰·穆尼奥斯(Rafael Durán Muňoz)、尼尔·弗利戈斯坦(Neil Fligstein)、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卡门萨·加洛(Carmenza Gallo)、米里亚姆·戈尔登(Miriam Golden)、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戴维德·格林伍德(Davydd Greenwood)、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朱迪·赫尔曼(Judy Hellman)、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马克·凯塞尔曼(Mark Kesselman)、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格里·范·克林肯(Gerry van Klinken)、鲁德·库普曼斯(Ruud Koopmans)、汉斯皮特·克瑞埃西(Hanspeter Kriesi)、海厄克·夸恩(Hyeok Kwon)、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彼得·兰格(Peter Lange)、维纳·兰佐纳(Vina Lanzona)、马克·勒纳(Marc Lerner)、马克·利奇巴奇、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戴维·S. 迈耶(David S.Meyer)、何塞·拉蒙·蒙特罗(Jose Ramón Montero)、雷纳尔多·Y. O. 奥尔蒂斯(Reynaldo Yunuen Ortega Ortiz)、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哈亚格里瓦·拉奥(Hayagreeva Rao)、威廉·罗伊(William Roy)、赫克特·沙米斯(Hector Schamis)、卡西·施奈德(Cathy Schneider)、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波·斯特拉思(B? Strath)、苏杨(Yang Su)、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巴里·韦恩加斯特(Barry Weingast)、托马斯·韦斯科普(Thomas Weskopp)、维维亚纳·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斗争政治讨论班的成员们。
就在我们的项目行将结束之际,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进行加工提炼的机会。2000年夏天,举行了一个有二十名活跃的年轻学者参加的夏季讲习班,麦克亚当和蒂利主持了讲习班,塔罗也在其中跑前忙后。其间,学者们发挥他们各自的智识,针对我们的手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此,我们要热忱感谢肯尼思·安德鲁斯(Kenneth Andrews)、乔·班迪(Joe Bandy)、尼尔·卡特(Neal Carter)、戴维·坎宁安、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高滕·戈什(Gautam Ghosh)、约翰·吉德里(John Guidry)、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erick Harris)、彼得·霍特泽格(Peter Houtzager)、贾森·考夫曼(Jason Kaufman)、德博拉·马丁(Deborah Martin)、拜伦·米勒(Byron Miller)、S. 佩雷斯—戈多伊(S. Pérez-Godoy)、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保罗·西尔弗斯坦(Paul Silverstein)、杰基·史密斯(Jackie Smith)、戴维·斯通(David Stone),以及德博拉·雅沙尔(Deborah Yashar),感谢他们就我们的著作所作的深思熟虑的评品。
所有的著作都不仅是企图向他人传播知识,而且是著作者们自身所经历的学习过程,这本书的写作——也许比绝大多数著作更多地——是一次加强学习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首先,我们的计划项目要求对许多事件进行分析,这些事件在地域和历史范围上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前所从事过的研究。其次,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的计划要求经常不断的学习。这是因为——如我们下面将要强调的——如果相同的社会斗争过程和机制会在广泛的地域和不同形式的斗争行动中重现,那么,我们从一个事件中所了解到的东西就不可能与其他许多事件毫无瓜葛。每一次发生在新地域上的突然事件都会唤起人们对曾经感到满意的解释提出新的质疑。第三,因为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对其他人的观点和见解行使否决权(“让他试试看吧!”),因此,有关我们著作的内容和其中的解释的讨论很是热烈的,并且常常是争论性的。我们的整个工作进程仿佛是许多流转不断的研讨会,其间,许多教师、学生和好事者围着桌子转来转去,好不让人眩晕。
那么,我们的这部著作又有什么地方与迅速扩展的斗争政治研究领域相符,以及与总体上的社会科学相符呢?一如其他的学者和教师,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始终不断地保持与前人(包括我们自己此前)的观念和研究成果对话。几乎没有哪一段文字的形成,我们没有就其与以前著作的关系进行反思或论辩:这一点证实了X,那一点与Y相矛盾,另外一点与Z相同但又多少有点区别,如此等等。本书的头两章对我们广泛引用的一些学术著作进行分辨归类,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本书定位于对其他著作的讨论。本书早些时候的文本,其中包含了对一些特殊观念的起源、对其他相竞争观点的不同看法,以及对与我们本身著作类似著作的鉴定。考虑到读者们对我们的初稿所提出的抱怨,我们认识到,类似这样经常提及相关的著述,既使我们的论点晦暗不明,也让我们的论著变得冗长不堪。
在重写时,我们删除了几乎所有对以前著作的明细讨论。大体上,我们仅限于明确提及那些我们的论点所直接仰赖的作者们的独特观点和成果。对于本书所跨越的许多研究领域的专家们来说,他们或许时时感到我们没有给予其他作者的相关著述以足够的认可,或者没有对相反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注意。不过,总的说来,我们认为,绝大多数读者将不会因为表面性地提及相关著述而分散他们对本书中所作分析的注意,并从中得益。
我们希望,由此而来的减少对其他相关作者所作分析的提及,并不表示我们对我们所敬重的同仁们所持观点和所作努力的轻视。在我们三位合作者分别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已经采取联名或以个人名义的方式,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论点与其他有关斗争政治的著作关联在一起(例如参见:McAdam,Tarrow and Tilly,1997;McAdam 1999;Tarrow,1998;Tilly,2000)。无论如何,本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与斗争政治最近的调查研究进行对话,并保持对它们的尊重,是一件很快就会变得清楚明白的事。
研究斗争政治学的人们也许希望我们就当前发生在结构主义者、文化论者以及理性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明确表示立场。要是他们想寻找经常出现在学术杂志中的范式之争的证据,那他们将会感到失望。如果说,我们所具有的坦率的调和观点有它的名称,那么,它就只能叫做“相关性的”(relational)。尽管我们承认理性主义者、文化论者以及结构主义者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我们仍然认为,斗争政治研究将会从系统关注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制度以及斗争政治之流的相互作用中获益殊多。我们的计划就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运用对斗争政治的机制与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而对发生在各个不同地区的斗争政治展开探究。
对本书的研究方案感兴趣的学生们,如何进行他们的下一步研究呢?实际上,大量前人的分析已经确认了一些有力的因果机制,并且运用这些机制去解释斗争事件的突出特征,而这些分析会不断给将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有实用价值的模型。这些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为采用结构主义、文化论和理性主义方法的分析人士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及他们就某些问题给出的答案,对于下一轮的探讨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希望,现存知识工具的熟练使用者们,不是去烧毁他们的使用手册,或者扔掉他们的工具箱,而要去发明使用这些工具的新方法来。我们也希望,他们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驳诘、挑战、修改、扩展——有时甚至是去证实——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论点。
纽约州伊萨卡
2000年9月23日
译 后 记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本校外语学院屈平老师的协助,他承担了本书第九、十两章的翻译任务,全书最后由李义中统校定稿。在翻译过程中,南京大学的刘金源博士、宋立宏博士,本校外语学院的李建英博士等,为书中出现的大量外文专有名词的翻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深表谢忱。对导师钱乘旦先生以及北京大学刘东先生所给予我的信任,则尤表衷心的感激!
译者初涉译事,译文中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李义中
2005年12月于安庆师范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