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是中国奥运之父。作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他以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 王正廷是四掌外交部的国民党元老。作为民国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他以奋力抗争改写了中国外交逆来顺受的屈辱历史。 王正廷是民国社会名流。作为实业交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等多项事业的创办者，他以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见证了民族复兴的艰难与荣光。
完颜绍元，满族，1955年生于上海。学历通称“七二届”。做过火头军、箍铜匠、搬运工，业余从事历史和民俗文化方面的撰述。1996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作者转变身份为该出版社的编辑。从此以编务为正业，得过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并继续以撰述为副业，其作品颇能体现个人读书兴趣和创作风格，是在历史资源中孜孜发掘切近生活原貌的细节，从中提取别有旨趣的话题，缀织成文，为爱好文史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供咀嚼回味的“零食”。近年出版的读物，有《风水趣谈》、《千秋教化》、《趣说古代官场生态》、《天下衙门》、《流氓列传》和《细说汉高祖》等。
第一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
到上海去
宁波旧为府治，共辖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当地童谣传唱的“四大佬”中，奉化籍的就占了两个——民国外交家王正廷，及后来居上的蒋介石。
蒋介石的故里在奉化溪口，王正廷的故里在溪口以东的白杜税务场。该处曾是古鄞县县治所在地，系南通台温、北往明州的交通要冲，宋代时曾设有税务司，故名。
王家先祖本居安徽滁州，更早的发祥地则为山东琅邪。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冬天，蒙古伯颜挥师南侵，这位。“琅邪王”的第三十六代后裔为躲避兵燹，带着子孙离开滁州，沿长江北岸辗转南逃。途中，父子两人先后路毙荒野，临殁前将两个小孙子托付给一位忠厚老实的仆人。岂料三人在南昌又遇蒙古骑兵追堵，慌乱中一个十一岁的大孙子就此离散失踪，剩下一个年方七岁的小孙子由老仆保护，一路东行至奉化白杜定居下来。六百余年后，迄清朝光绪八年七月廿五日（1882年9月8日）王正廷诞生时，这支由江淮间逃生来的奄奄一脉，已经繁衍成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了。惟世代务农，未曾出过科举拔隽之士。王正廷跻身政坛后，仅在家乡翻盖了几间很普通的平房，自题门额“爱光庐”。却用比之多几倍的钱，为宗族造了一所祠堂作村校校舍，取名“务本堂”，村校也定名为“务本小学”。其内涵除了君子务本、孝悌致仁外，兼寓务本力农的意义，以昭家世传统。
王正廷的祖父名世官，生二子，长名际唐，次名际汉。际唐娶家住宁波章桥的施爱丽为妻，岳父施永远是乡村绅士。际唐夫妇共生育五子六女，王正廷在男儿中排行第三，谱名正庭，后改正廷，表字儒堂。他的兄弟分别取名正庸、正康、正府（后改正黼）、正序。
民国时代的末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他在清季任教金陵神学院时就已经和王正廷结识，听过王的演讲。据司徒称：“王正廷的父亲是宁波安立协会的传道士，他通过‘帮佣’和‘生意’人的门路进了传教士的家。他所受到的低下待遇最初使他对基督教极为反感，虽然他后来成了坚定的基督教世俗领袖。”而来自王正廷故乡的传说则是：王的曾祖母任氏和祖父世官都是皈依基督的信徒，到王父际唐信教，已经是第三代了。
出生在宗教世家的王正廷，自小便受洗成为基督信徒，且常随父亲参加在奉化圣公会教堂内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十字、架下彩色琉璃变幻俦张的氛围熏染，很容易促使严谨的宗教信仰在一颗幼小的心灵中及早形成。又由于天资聪颖，他对教义的较深的领悟，亦使王际唐对这个儿子另眼相看。
决意使儿子有所造就的父亲把王正廷送入宁波小学就读，当时他年届七岁。在此之前，小正廷已跟母亲读完了一些传统的启蒙课本，并开始练习书法，所以在学校里丝毫感受不到课业的压力。倒是学校围墙外的世界，令其大开眼界——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领先承受欧风美雨的宁波正在形成自己的独特风姿。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王正廷几乎每天以好奇的目光同近代西洋文明接触，声光化电，动植矿物……令其目不暇接。然而由此所激发的求知欲望，决非学堂里陈旧的经史课程所能满足，偶尔向先生求教一两个“子日诗云”之外的问题，照例招来一通训斥。终于，趁着一次学校放假回家省亲的机会，年仅九岁的王正廷鼓足勇气，向父母提出了到上海去读“格致西学”的要求。
“啥话！”母亲施氏不胜诧异，“你不想考童生做秀才啦？”
这也难怪，此时距维新潮流的高涨尚有整整八个年头，应试科举仍旧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必由之路。何况施氏本是诗礼人家的闺秀，在娘家跟父亲读过古书，所以子女们都由她开蒙。王正廷天分高，她的期望也最殷，岂料儿子竞悄悄地养成了另一种志向。
王际唐的态度恰与妻子相反。作为通过宗教活动得与西方近代文明发生联系的中国传教士，他早就存有让儿子学习英文并接受西式教育的打算。只是宁波原有的一所教会办的崇信义塾，已经迁往杭州，剩下的“崇德”、“圣模”等，都是拒收男孩的女校。若说把一个小孩子送到没有亲友可投靠照顾的杭州或上海去，怎能让当父母的放心呢？
他对儿子吐露了自己的顾虑。王正廷早有准备，拿出一张特意从宁波带回家的《甬报》给父母看。在这份由英国人创办的报纸上，刊登着上海教会办的中英中学的招生启事。启事上除写明包括实行寄宿制在内的一套英国式办学条件外，又特别用鼓动性的言辞向家长们招徕：本学校不仅使你的孩子接受全新的现代教育，还将向他们介绍一种全新的道德和精神气候。
王际唐为儿子的虑事周密感到欣喜，帮助说服也受洗信教的施氏，声称这种选择完全合乎“主的意志”。最终是施氏做出妥协，并开始替行将出远门的儿子准备行装。
王正廷在小学时便能独自研读《圣经》，且经常参与兄长们的课业讨论，一直为相关的传记作品所乐道。但有人因此把他毅然放弃科举而改习西学的决定，暗示成是对当时政局有较深认识并痛感民族危亡所致，又未免太高。他终究还是个孩子——尽管这种选择确能显示出他具有超出同龄人的感悟时代讯息的气质。
报考北洋
1892年仲春的一个早晨，在浑浊高涨的进潮中，来自宁波的英商太古航运公司“宜昌号”轮船缓缓地驶进黄浦江。少年王正廷站在甲板上，睁大眼睛往前方眺望。软风一阵阵迎面吹来，把轻纱般的薄雾慢慢地撩开，谛听着风水交融的音响，一种莫名的舒畅在他瘦削的胸膛内油然生起，甚至掺和有几分豪迈——初出远门的紧张，投考不中的担忧，羁旅他乡的顾虑，倏地一扫而空。
因为考试成绩良好，加上是传教士子弟，王正廷被顺利录取，成为中英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未几，王际唐通过宁波圣公会介绍，在上海郊区美以美教会（卫理公会）谋得一个职务，旋带全家移居上海。这样，王正廷又能经常和父母兄弟们相聚了。
王正廷在校学习努力，参加宗教活动勤勉虔诚，颇得校方赏识。为时三年的中学学习，使其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还因为迷恋上学校陆续引进的体操、田径、圆场棒球等西方近代体育项目，体魄亦得到积极锻炼。这种对新式体育运动的爱好，王正廷终身不辍，如网球、室内游泳等项目，近乎健将级水平，也是他日后能为近代中国新式体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因所在。
暴虐的1894年夏季台风提前来临了。7月26日，王正廷从报纸上获知中日开战的消息。自此，他每天去学校阅报室阅读各种报纸，关注着海陆两个战场的态势变化。清朝官军丧师败绩的噩讯接踵传来，外文通讯和评论对清朝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战争中暴露无遗的腐败落后所给予的嘲弄，有如雷鸣霆击，催醒了王正廷朦胧的民族主义意识。次年夏天，感受着中日《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他结束了在中英学校的三年诵读生活。
校方乐意为这个优秀毕业生的前程进行安排，或者推荐给工部局当译员，或者介绍进洋行当练习生，如果愿意留下来当助教，亦表欢迎。
王正廷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项。当初因求实用才改习西学的选择，如今正转向为取救亡之道而行深造的追求。这种执著，曾一度导致他与父母在认识上的分歧——他们期盼儿子能成为一名播扬上帝福音的传教士。就在这一年秋天，近代中国第一所高等工科学府——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北洋大学）在天津创立。四年前的情景重复出现，王正廷从容不迫地把载有北洋西学学堂举行开幕典礼并将派员赴各地招生消息的报纸带回家，向父亲呈上。
“万能的主啊，这一定又是您的意志吧！”当王际唐从报纸上获知该学校的洋人总教习就是美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丁家立后，便确信儿子不致走入“异端”，从而放心地接受了这个在他看来是“主的安排”的选择。
王正廷在上海参加了北洋西学学堂的招生考试，录取后，于1896年北上天津。另有一说，谓其先于1895年进天津英华学院，翌年考入北洋。
充满自信的王正廷开始了完全脱离父母照拂的独立生活。
庚子惊变
北洋西学学堂利用原天津梁家园博文书院旧址建成，东临海河岸，西界威尔逊路。该校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秉承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旨意创办，希望通过培养中国自己的高级人才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王正廷入学时，李鸿章已经调往北京，开学典礼由继任北洋总督王文韶主持，盛宣怀以首任学堂督办身份管理校务，实际把持者则为美国传教士丁家立。
北洋学堂的学科和修业年限均以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学制为蓝本设计，分为头等学堂及二等学堂两级。头等学堂内设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机械、铁路等科系。修业年限定为四年，相当于西方大学的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相当于西方学制的高中。原定修业年限两年，开学后不久，发现英文水平普遍不高，遂将修业年限也定为四年。
年龄不满十五岁的王正廷在二等学堂读书，凭借英文根基扎实的优势，很快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受到学校当局的重视，于1899年提前一年结束二等学堂的修业年限，升人头等学堂。
王正廷最先选择的是修习铁路专业，这也同他从小就期望在创办中国人自己的交通航运事业上作番贡献的夙愿相吻合；而且铁路班是因京奉铁路局的要求所开设，毕业后就有从业实践并深造的机会。可能是戊戌变法以喋血而告流产的缘故吧，王正廷关注祖国前途的视角逐渐发生了由改良社会到改革政治的变化，最终选择了专修法律。不过，他对自办中国铁路业的热忱始终未泯，日后许多活动的心理动机，全系在这个赤诚的爱国情结上。
头等学堂的学习生活比预科阶段更加紧张。学生每天上下午有八小时的听课，晚间有三小时自修。课程紧，作业多，许多同学连星期日也派上了读书的用场。校方为鼓励学生用功读书，除了包供食宿并每月发给二两银子的零用钱外，还仿书院制度举行“月考”，名列前茅者另给奖赏。王正廷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置办衣履书籍及探亲盘缠方面的开销能取自家庭的极有限。所以对此“月奖”颇看重，也常能获得。
翌年，北方的义和团活动逐渐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城厢内外到处是义和团、红灯照的坛口，静海、盐山、安次一带及外地州县的“拳民”还在不断地涌进城来。城内各家铁铺都在为义和团赶制刀枪，日夜炉火通红。当天津知县阮国祯下令收缴各铁铺的刀械后，愤怒的“拳民”索性把天津府县衙门和监狱都砸了，还夺取了军械库。接着，火烧洋教堂的风潮蔓延，西门里、马家口、小洋货街、西沽、镇署前……处处烈焰烛天。久在洋教士和“二毛子”迫害下的民众对一切与外国人沾边的事物都怀有憎恨，连电报局、海关道署亦一体砸毁。丁家立唯恐“西学学堂”遭累池鱼之殃，忙关闭校门，严禁学生随意出入。即便如此，王正廷和同学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围墙外的动荡。恐惧不安的气氛在梁家园内弥漫，还有谁能定下心思来念书哩。
王正廷是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的，目前尚缺乏资料佐证。实际上，当时连不少已经标示反清革命的仁人志士，对这场运动亦多有诋毁。政治主张仍旧处于维新位次且又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的王正廷，大概更难求其对这场自发行动的本质有辩证的认识而赞以褒词吧。不过这种基本立场并不影响王正廷的思辨理性。特别是这场运动和前一年清廷与德、俄、英诸国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旅大租地条约》、《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等一系列条约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倒是看得很清楚。
“割地丧权，日蹙百里，几于无时不在压迫之中！”王正廷追述彼时的观感说：“迄俄人旅顺租借密约发生，德国胶州租界条约即以先成；法国广州（湾）租借条约，英国威海、九龙租借条约，以及日本福建不割借他国之约，及意大利要求三门湾之约，均随之而起。所谓列国在华之势力范围划定，瓜分之局已成……凡此皆所以促成庚子仇外之激变。”
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表述已算是难能可贵了——凭着一个中国人的天良，他说了句公道话。
不过丁家立总教习和许多洋大人却不这么看。外文报纸上充斥着对“拳匪”的谩骂，呼吁“严惩痛剿”。5月底，卸去炮衣的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海面上。6月初，陆续开进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已达二千多人。
乌云在津沽上空聚集。王正廷忧心如焚，为个人的前途，为国家的命运……
可怕的一幕，终于在惶惶等待中揭开了。1900年6月11日深夜，一阵阵密集的枪炮声把王正廷从睡梦中惊醒：盘踞在租界的外国驻军以突然袭击中国民众的屠杀，奏响了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序曲。学校当局以保护学生免受“暴民”杀戮为辞，宣布提前放假。但是，最终以强盗行径冲进并洗劫梁家园的并不是义和团，而是手持毛瑟枪的八国联军。被炮火摧毁的围墙前，未及逃走的中国师生的尸体堆积着。烟雾弥漫中，大批图书仪器被付之一炬。丁家立以熟谙天津地方情况，被侵略军的殖民机构“暂管津郡城厢事务都统衙门”聘为汉文总文案，飞扬跋扈，威重一时。未被毁尽的梁家园校舍则由“都统衙门”分配给德军作兵营用。
北洋西学学堂的教学活动停止了。怀着失望与愤懑，王正廷沮丧地返回上海。听从家人的劝告，他以很不情愿的态度，通过了上海海关的职员录试，被任命为四等二级税务员。
丢掉“金饭碗”
旧中国的海关有“金饭碗”之称。王正廷的待遇是每月二十五两“关平银”，对穷教士家庭来讲，可谓大宗收入。同事们都对王际唐表示羡慕，称赞他培养了一个聪明能干的好儿子。
可是“好儿子”对此却很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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