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本－张中行清风明月-【江苏发行网】-商品信息

红楼点滴之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广化寺
　　广化寺是北京北城鼓楼以西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寺，寺前（南面）有守门双石狮和红色大照壁，如果没有这个照壁，就正好面对后海。照壁之外是空地，有两层楼高的土丘，土丘之东有两个水池。如果借周围景色来吹嘘，说是城市山林也不能算妄语。寺的规制是完全依照传统：前有山门、弥勒殿，中有大雄宝殿，后面是楼，两层，下是禅堂，上是藏经阁；还有东西旁院，西院住人，东院存物。
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迁到寺的西邻李家院内。这李家占据寺的西南一角，我住后院，房后就是寺的方丈院。北京有个迷信，是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我住的是庙右，所以曾有好心的长者指出我卜居的失计。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沾染，就不以为意，还是住下来。因为成了近邻，对于寺的身世就颇有兴趣。查志书，寺的家世并没有多少显赫的，只说有明朝崇祯皇帝赐曹化淳的御笔草书碑，可是我没见过。可见的是清朝末年一些痕迹。据说寺的大施主是恭亲王奕讠斤，他每天下朝，总是先到广化寺休息。这大概是真的，有不少蛛丝马迹可证。寺有十顷香火地在北京和通县之间，自己雇人耕种，寺靠这个支撑门面，僧人靠这个吃饱肚子，这样多的土地，推想必是超级人物施舍的。大雄宝殿里有个紫檀雕的供桌，大而精致，殿东偏有今青花瓷鱼缸，也是大而精致，据说都是恭王府中物。直到四十年代，奕讠斤的孙子溥心畬，其时已是名画家，还常常到寺里来消夏，所以寺里僧人几乎人人有溥的赠画。再有清末民初，寺还是北京图书馆的发祥地，其时名京师图书馆，馆长是名目录学家缪荃孙，读者更不乏知名之士，其中之一是鲁迅先生。
我结邻的时期，图书馆已经迁走三十年以上，仅存的书香是藏经阁上的经版和散见于各室的佛经。这同我家的生活简直是水米无干。有干系的是每天清晨和尚上殿的念经声，不知怎的，总使我想到世间和出世间。孩子们睡得沉，听不见梵呗声，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年一度旧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寺门口放着纸糊的大船，法事之后要烧，烟火冲上半天，很好看。其次是冬天，有的年头在寺里开粥厂，排队领一碗稠粥，不要钱，孩子们觉得很好玩。
四十年代中期，一个朋友赵君迁到寺内东院住。他同寺的住持有交谊，因而经过介绍、交往，我同寺里的许多人就渐渐熟起来。大小和尚认识不少。说到所得，很遗憾，即使有，也是偏于消极方面的。比如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出世，分析的结果是，以逆人情为顺教义，即使并非绝对荒诞，也总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坐而能言，起而不能行，作为人生之道，其价值就微乎其微了。这样的认识，或说感触，一部分就是来自与出家人的交往。不过，依古训，我们也不当厚责于人，证涅槃高不可及，可以降而求其次，出了家，真能够信受奉行的也未尝不可传。这方面，有三位似乎可以说一说。
一是方丈玉山，河南人，因为朴实而当了住持，即所谓一寺之主。他文化程度不高，不要说法相，就是寺里标榜的临济宗，恐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信，无理由地相信依清规做就是好。寺很富，内有很高明的厨师，据说其中之一是来自御膳房，外出有人力车和马车。可是他向来不坐车，远近都是步行。吃斋，寺里有规定：除初一、十五改善，吃白面面条以外，平时都是玉米面窝头。他随着小和尚吃，不特殊。上殿念经也是这样，从来不贪睡缺席。因为他这样规规矩矩，解放以后受到优待，分配他到东郊某工厂工作。有一次我遇见他，问他在厂里做什么。他说喂猪，接着立刻说明：“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不杀生，不吃肉。”后来，他年岁渐大，厂里照顾他，让他值夜班。有一天早晨，我见他从厂里回来，问他为什么不在厂里就近休息，他说：“出家人只能在寺里睡，这是清规，决不能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没有再看见他。七十年代中期听一个旧邻人说，他因为患什么病，死在寺里。
另一位是了尘，东北人，我四十年代认识他，他已经近七十岁。人瘦小，和善。我曾问他的经历，他说是刻木板的工人，因为觉得奔波劳碌没意思，所以出了家。他安静，不大说话，我看他那凝重慈祥的目光，总觉得他在想：“我虽然已经觉悟，却原谅你们的迷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正是《高僧传》里的人物。大概是五十年代初期，他离开这个寺，推想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还有一位是修明，俗姓贾，北京人，经历与前两位大异。他既在国内上了大学，又到法国上了大学。据说是因为某事大失意，患了难愈之症，万念俱灰而出了家。我同他交往不少，可是这样会勾起烦恼的经历不便问，因而对于他和佛理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也就始终不清楚。他信，是古代尾生性质的呢，还是今人弘一性质的呢？不过我觉得，不管是哪种信，信行一致总是难得的。
一九六六年秋季，我眼看这个寺遭了浩劫，某学校的红卫兵进驻一个月左右，塑像全部砸毁，门外堆成土山。其后不久，我离开这住了三十余年的旧居。是十年之后，有一天我从寺前走过，发现山门还在，只是守门的两个大石狮子无影无踪了。
　　圆明园劫灰
　　圆明园，位于中国北京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的一座大型皇家园林，与附园长春、绮春（万春）两园合称圆明三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乾隆九年（1744）竣工。附园长春和绮春两园分别建成于乾隆十六年和乾隆三十七年。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全园占地347万平方米，凿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树，建有中外名胜四十景，有建筑150余处，长春园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是一座艺术价值极高的人工山水园。又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被誉为万园之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劫掠园中珍物，并纵火焚毁，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圆明园再遭洗劫。现仅存长春园西洋楼的部分石雕残迹。1983年后经整修，定名为圆明园遗址公园。计划在园内重建大水法、海晏堂等建筑，还将修建圆明园缩微景区。
　　近几年来，复兴圆明园的呼声忽然高起来。这当然是好事，因为合于大家的心愿。据《御制圆明园图咏》一类书所记，园中的胜景有四十处，也就是有四十处建筑群，但要知道，这还不包括较后向东延展的长春园和万春园。现在很多人去凭吊，瞻仰的圆明园遗迹，俗名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的，其实是长春园里的建筑，严格说是在圆明园之外的。总之，依通俗叫法统称为圆明园，这园就大得使人惊讶，东西约长七华里；富丽得使人惊叹，可以算是集中外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大至湖山殿阁，小至一砖一瓦，都那么精美。如果这样一个园子能够复原，不要说我们本国人，就是把全世界几十亿人统括在内，有谁能够不拍手称善呢？
　　可喜的是有不少好心人真在做。有写文章说如何如何必要的。据说还为恢复成立了什么研究会。似乎还有什么动手做的机构。是三四年以前，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西北部湖岸上横竖卧着的几块大理石雕刻不见了，不久之后我也去看圆明园园史展览，地点在西洋楼东北几十步，望见西洋楼对面有了新的布置，走近一看，原来就是卧在北京大学的那几块，移到这里站起来了。不只此也，由此东行出大门，还看见蹲着两个大石狮子。看来复原工作是在进行了，实在使人振奋。不过我有时想，理想与希望只是事物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是事实与可能。这两个方面在小事上常常协调，在大事上就未必。万一不协调而成为冲突，胜利的又常常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就以圆明园的复原工作说吧，我也切盼能够成功，但总是担心困难太大。财力且不说，工，料，还有技术，能够找到康、雍、乾时候那样的吗？这使我想到历史，想到时兮时兮不再来。
　　就由我的近邻说起。北京大学还有“勺园”的名字，据说在学校西南部。勺园是明朝晚年西郊海淀的名园，大名士米万钟的，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有详细介绍，可是现在已经毫无痕迹。出北京大学西门，南行一二十步是畅春园的东北角，那里现在还留有界石，上书“畅春园东北界”。畅春园是以明朝李伟的清华园为基础扩建的，康熙皇帝在其中晏驾，盛极一时可以想见。可是就在爱新觉罗氏的大力庇护之下，至晚到清末，也是痕迹毫无，成为村庄和稻田，仅有的例外是东北角的恩佑寺和恩慕寺的两座寺门。圆明园被烧是突变，加上其后的渐变，因为时间近，所以还剩一些痕迹，但是也少得很可怜了。
　　据说，大的渐变是在民国年间，大鱼吃大的，小鱼吃小的。具体说是拆，把可用的拉走，用在自己的什么建筑上。大的，据我所见，最显眼的是北京图书馆门内和燕京大学门内的华表，共两对，来自圆明园西北部的安佑宫。这里还有个笑话，不知道出于哪位动手拉的人的疏忽，比如一、二是一对，三、四是一对，两家竟是一家拉了一和三，另一家拉了二和四，至今仍是阴错阳差，不成对。燕京大学拉走的当然不只华表两件，校门外的一对石狮，办公楼前的一对石麒麟，以及石雕台阶，也显然是圆明园中物。北京图书馆的石狮和石雕台阶呢，也多半是圆明园中物。
　　庞然大物，有目共睹。小物分散，见到较难，自然数量更多。绝大多数已经埋没在各类人家的建筑中，辨认也不容易了。又，民国年间，有不少人从古董铺买到铺地的金砖，方而大，面作黑色，发漆光，用作院内茶几的面，雅而美观。我来北京晚一些，没有遇见完整的金砖，只是一次游碧云寺，由水泉院卖旧物的小摊上买得一块瓦，长市尺一尺许，宽半尺多，绿色，右上方有凹下字两个，“工部”，显然也是圆明园中物。
　　我第一次游圆明园遗址，已经是三十年代中期。徘徊较久的地方是西洋楼，许多雕刻的大理石柱伸向半空，使人想见昔日的雄伟豪华。地上残破的砖瓦很多。其西的海晏堂也是这样，只是没有挺立的大理石柱，所以不像西洋楼那样引人注目。对于抱残守缺，我那时候还兴趣不大，所以断续去了几次，都是空手而返。
　　七十年代我移住西郊，地点在万春园（或说圆明园东部）南墙外，几乎是越墙就可以入园，又，有个时期较闲，所以就常到园内去看遗迹。对照园图，是由万春园大门的两侧北行，过凝晖殿、中和堂等建筑之西，涵秋馆之东，沿小山向西再北行就是旧圆明园和长春园的交界。一直北行，东面一个湖，中心是长春园的海岳开襟。再北行，西面是旧圆明园东北部的方壶胜境。向右转东行入长春园，过了路北的万花阵、方外观就是有名的海晏堂。再东行，远远看见许多大理石柱挺立在高基之上，就是游者的集中地西洋楼。
　　这时期去，因为遗物越来越少，物以希为贵，就想拾一些好玩的残片，小者作镇纸用，大者，如残金砖，可以制砚。残琉璃瓦片、瓷片、玻璃片拾到一些。想多得的是残砖，可是比三十年代少多了，可见已经有不少同好捷足先登，所剩的一些不是太小就是不成形。别处看看，反而没有西洋楼和海晏堂多。听园里住的一个农民说，海岳开襟有很多大块的。由稻田间小路过去，登上圆形残基看，果然不少，只是质量差，费力磨成砚形不值得。几次摸索、研究，知道质量以西洋楼的为第一，于是集中力量在那里找。三番五次，所得不过十几块。磨成砚，有的还写了铭。时过境迁，不再去找，存的多被朋友拿走，所剩不过三两方。其中一方质量最好，方形，每边约四寸，面如漆，光而润，内作绛色。我在背面写了砚铭，是：“古甓曰金，黑面赤心。居之砚林，墨磨人兮几沉吟。”这里说磨墨，实则砖的原料是澄浆泥，烧前压而不锤，烧后柔腻而不坚，并不适于磨墨。不能耕的砚田我还保存着，只是因为它是圆明园的劫灰而已。
……

先读为快

作者简介

目录

书摘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