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散文（09）-【江苏发行网】-商品信息

绝望的回忆者
绝望的回忆者
回忆者的诞生
很久很久以前，在今天被指称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尤其是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即使是每一个庶民、黔首或小人，都能依靠某种特定的、神秘的法术上达天庭，听取上天的旨意，进而安排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命运。聪明的圣人颛顼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自我管理学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于是命令羲和（即重黎）独掌“天地四时之官”，砍去了普通人与上天自由交流的路径，堵塞了庶民黔首曾经听力极好的耳朵，只留下一个狭窄、短促、呈爆破态势的孔道，用以接收圣人的教导——这个小小的孔道从此成为圣训恣意横行的专有通道；处于孔道尽头的那片薄如蝉翼的耳膜，从此只能和圣人或假圣人之口的教诲相应和。伴随着绝地天通而来的，是部分人对上天之旨意的高度垄断，是特权阶级对来自上天的消息的肆意攫取——耳朵的公共管理学自此至为明确地破土萌芽，其后的任务，不过是对它的精致化程度的一步步提高、一步步完善。
虽然“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 （《礼记·表记》），后起的殷人似乎更热衷于占卜，对巫道更加情有独钟：殷人试图让耳朵紧贴地面，贴近龟甲或牛肩骨，却又希望自己能清楚地侦听到来自上天的秘密指令。只有全面攫取、全面接管神秘的消息，做到人与消息合一，才能让自己富有神秘感和威严感，进而通过那个专有通道，那片专门接收圣训（其实是假圣人之口的天训）的薄膜，对作为私产的消息实施第二度分配，让庶民黔首深感恐惧，推动他们对自己的崇拜。“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甲骨文合集》12870，分期一）绝地天通之后，这种神秘的侦听能力只存在于特权阶层的密室；被秘密接管的消息在合适的时刻从密室中被有意张扬出去（即第二度分配），在庶民黔首的耳膜那里更能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出于对耳朵的公共管理学方面的精心考虑，殷王室对上天的顶礼膜拜，达到了让后人咋舌不止的程度。
在王朝鼎立，在一场轰轰烈烈的“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大革命之后，殷商文化的主要内容被后起的周人合乎情理地全面接管，但殷商对上天的过度迷信却没有被周人照单全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则“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到了周公秉政、制礼作乐的盛世年代，还正式割断了人/神、人/天之间的血缘纽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成了新王朝上下一致认可的新的受命原则；周公苦心孤诣制礼作乐，为的是让人的目光最大限度地从天上回到人间，尤其是让圣人——听取天下之政的人的耳朵最大限度地倾听来自人间的声音：“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邛日货》）礼成为凡间人世或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东西，成为处理人间事务的主要准绳和度量衡。和殷商相比，西周对耳朵的管理反倒显得更为严厉、更为全面：西周圣人（比如周公旦）除了偶尔向庶民黔首散布来自上天的消息，更多、更重要的消息集散地始终会聚在“礼”身上——周礼成了人间规矩的主要辐射源，类似于远古时期操“矩”以测定天地、以刺探消息的各色巫师。
周公不仅在殷人的基础上完善了耳朵的公共管理学，还着重强调各种器官的公共管理学，对眼睛、嘴巴、耳朵、四肢的言行举止，对它们的动作/行为，都有严格的、全方位的规定（《论语‘颜渊》：“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耳朵的公共管理学发端于绝地天通之后，那时，人们刚从直接听取上天之旨意的场域中被强行分离出来，刚刚适应圣训（实则是通过圣人之口说出的上天之言即天训）的耳朵，还余威尚存，有权利和义务负责管理其他的信息处理器或接收器，比如眼睛（视）和嘴巴（言）；四肢的运作（动）也直接受制于耳朵传达的指令——在耳朵的公共管理学刚刚草创的时代，其他器官的公共管理学仅仅处于密谋状态。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耳朵的尊贵地位才开始大幅度下降，最后只能屈尊和其他信息接收器或处理器一道，处于百家争鸣的平等状态，各种信息接收器对动作/行为（四肢）的管理和指挥，几乎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和机会。
是周公而不是别人发明了各种器官的公共管理学；各种器官的公共管理学仅仅是周礼的配套产品：它们既是对周礼俯首听命的忠实奴仆，又是周礼得以顺利实施的防爆警察，始终在严密监视各种器官的起居醒睡、吃喝拉撒。但各种器官并不真心实意地遵从加置在它们头上的种种管制，总在暗中蓄势待发，一有机会，就挺身而出，起义造反、打家劫舍，试图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端着胯下长枪瞄准人世的惬意日子。孔子生活的东周，就是个器官大起义的末世；很可能正是肆意烧杀抢掠的器官大起义，决定了孔子一生的价值取向，只是这个过于神秘的思想事件没人有能力获知其答案。
　　尽管出身贫贱，但孔子对周代的贵族制度的维护和仰慕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很早就对周礼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仔细对比过夏、商、周各自遵从的礼仪之后，孔子认定：唯有以维护人间等级秩序为核心、为第一要务的周礼，最能匡扶人心，最能维护贵族制度，最有能力让天下承平，在挽救东周的颓势方面也最有力道。长相酷似孔子的有若，忠实地传达了他的老师为什么崇敬周礼中绝对的人伦秩序的观点：只要大家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安分守己，不越位行事，不希图处士横议，不放纵自己而束之以礼，天下就会太平，有节制的生活世界就会出现，消逝已久的、上下有序的西周盛世就会重新到来（参阅《论语·学而》）。面对鲁哀公“今之君子”还讲不讲礼的提问，“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孔子家语·问礼》）作为救世良方，礼的道德优越性和有效性更是显而易见：“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作为一个天生的时间英雄，一贯“述而不作”的孔子有足够的理由坚持他的“信而好古”：实际上，孔子只想一门心思因袭周礼，从未想过要对周礼有所创造、有所增益（“述而不作”之“作”的本义是发明、创造）。他是一个试图以现成的方法完成救世重任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对过往时代实施招魂之技的术士。只因为他始终相信，在不可能有更好的拯救方案出现之前，神圣的周礼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眼下的一切问题，只需要将器官大起义之后被有意丢失的周礼之魂召唤回来即可。只要一切处于礼的法度之内，只要眼睛（视）、耳朵（听）、嘴巴（言）听从礼的节制进而管辖四肢（动）的行动取向，西周盛世就可以在东周复现，消逝已久的东西就将再次重新归来。
　　虽然孔子对上天怀有十分强烈的矛盾心理，时而相信、时而怀疑，但他仍然愿意将自己立志匡扶东周的行径理解为得命于天。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意在招魂的精神术士，孔子在骨子里崇尚复古主义，复古主义的革命性倒是显而易见，因为“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古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缥缈。古人不会‘相信未来’……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李零《丧家狗》，第377页）。
　　孔子自信全盘通晓周礼，自信是东周时代最了解周礼的儒者。“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孔子对周礼的通晓使他一生都死死盯住了周公。有了周礼，一切事务都有成法可依，评价当世的一切动作/行为也就有了绝对的、岿然长存的尺度，复古主义的孔子就这样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杰出的回忆者。作为一个时间英雄，一位拒绝大师，当孔子最终明白他是一个失败的回忆者，徒有古人之口却仍然逃不脱当世之身的摆布与控制，他回忆出来的内容根本不可能化做当下的景物时，不知不觉中老之已至，身体政治学愈发严厉，周公却距离当代越来越远，器官大起义依然在高歌猛进，他的号啕恸哭就有了深刻的理由，他故意违反他大声称道的中庸之道就有了让后人同情、原谅甚至尊敬的借口。
　　吾“调”一以贯之
　　千万不要以为辉特尼（Whitney）的下述言论是在故意和语言学的门外汉开玩笑：人类之所以使用发音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仅仅是出于偶然，顶多是为了方便；人类完全可以选择手势、使用视觉形象而不是音像形象来言说。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几句话就把辉特尼给打发了：人类之所以选择发音器官作为语言的工具，是无法摆脱的大自然强加给我们的必然宿命。辉特尼在贬低嘴巴的时候可不敢对耳朵怀有丝毫不敬，因为他肯定不敢说人类可以用鼻子而不是用耳朵来捕获声音、来侦听消息。和辉特尼的做派十分相似，远古时期的中国圣人很有些有耳朵中心主义的癖好：“圣是聪明的意思。古文字，圣人的圣，本来写成左耳右口，和听是同一个字，圣人是听天下之政的人，要特别聪明。……聪是耳朵灵，明是眼睛明。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听比看，知道的事要多得多。古人更强调耳朵。”（李零《丧家狗》，第342页）仿佛是专门为人头上一左一右那两把小蒲扇寻找对称物一样，作为耳朵的配套设施，嘴巴在大自然的神秘运作下赫然现身了。从此以后，人类靠耳朵倾听，靠嘴巴言说；只有听见了、听懂了至高无上的消息的耳朵，才有能力将这些被摆渡而来的神秘消息以嘴巴为桥梁，下放给另外的耳朵，分配给那些仅仅充当信息接收器的耳朵、低级的耳朵，并把这些不入流的耳朵趁机管理起来：不仅耳朵中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岿然长存，耳朵等级制度也称得上源远流长，至今长势未歇。
　　孔子有一双体积不大但功能极好的耳朵，仅次于那些听取天下之政的古之圣人；在整个东周时期，他是唯一一个听懂了来自于周礼之声的活人。孔子对此十分自信，“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他满怀欣喜地接管了这些出人意料的消息，终其一生都在不辞辛劳地对这些消息实施第二度分配，试图将它们递交到每一个他愿意递交的耳朵中。在神秘莫测之中初次听到来自于远古的声音时，孔子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他一生中极少用到的赞美语调，用以表达他接管来自时间另一头的消息时的兴奋与感激之情。尽管来自西周的昂贵之声本来应该是公共财产——殷人的圣训得之于天并且被有意垄断，因而是私有财产——但孔子是东周唯一一个能听见和听懂这些消息的人，他对众多受制于耳朵等级制度的耳朵们的慷慨解囊之举，就是值得大声称道的。
　　回忆者的身份深刻决定了孔子的说话方式，严格管辖着他的舌头和语调，也精心决定和控制了他的语调在方向上的走势。孔子终其一生都在转述来自远古时期的消息，从来只是个复述者而不是制作者；与这种被他传达出来、被他大肆张扬出去的消息相匹配的，只能是语调在方向上的向后性：这是一种逆着时光消逝的方向奋力前行、拼命与时光相摩擦才能发出和擦出的声音，但让他的同代人而不是今天的国学家异常惊奇的是，孔予竟然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古怪的、故意违反进化方向和得之于周礼的语调。一贯诚实的孔子似乎很乐意暴露这种性质特殊的语调的出身、来历和渊源：“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孔子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自报家门，愿意敞开自身语调登台表演的后门让观众进入，不过是为了寻找合格的耳朵和优秀的倾听：他确实需要配备了望远镜或放大镜的那种有“眼”光的“耳朵”——
　　我不过是无形事物的一名秘书，它被口述给我和另外几个人。秘书们，互不相识，我们走在没有多少理解力的人世。在中间以一个短语开始或用一个逗点结束。而完成后怎样看到全部不该由我们来过问，总之我们不去读它。
　　（切·米沃什《秘书们》）
　　特殊的语调、秘书的口吻需要拥有和它相匹配的耳朵。但森严的耳朵等级制度不无恶意地提前决定了东周时期绝大多数耳朵的命运，也最终决定了孔子的耳朵的命运：它们无法出任这样的角色，无法享用这种语调，因为胃酸分泌不足无法消化这种怪异的声音；它们唯一敬重的是进化的方向。它们乐于倾听它们认可的自然、顺畅、悦耳的声音。出于对进化的高度尊重，东周的耳朵只能接受与它们的长势相平行的语调，其中的优秀分子也仅仅能接受小部分向前冲刺着的语调。这是孔子的语调和东周的耳朵之间最初打响的遭遇战。不用说，战斗着的双方肯定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孔子对消息实施第二度分配决心巨大，他的劳作也过于密集，能够逆着时光、逆着进化方向并乐于倾听周礼之音的许多耳朵，还是被那个杰出的回忆者给成功地制造了出来——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应该足够让孔子欣慰，尽管他始终没有能力在众多君王中培养出哪怕一只像样儿的耳朵，甚至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卿大夫中也没能如愿以偿。公元前517年，35岁的孔子兴致勃勃地抵达鲁国的邻居齐国，试图以培养齐景公的耳朵为试验，给以后的耳朵打造工程寻找经验或教训。让他失望的是，齐景公以年老体衰为由，以资本提供者的身份出任上卿位置似乎太高、认领下卿的职位又太委屈为借口，拒绝了他的满腔热忱。这是孔子在开发君王的耳朵方面的最初尝试；这次尝试仿佛一个预言能力极强的兆头，提前预告了孔子制造君主级别的合格耳朵很可能永远无法获得成功。
……

推荐理由

先读为快

目录

书摘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