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外交生涯回忆录是凌青大使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心得，其中还充满国际关系方面的丰富知识，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深邃洞察力和聪慧。这本不可多得的书不但对从事双边和多边外交的干部，而且对广大干部和青年也大有裨益。
　　凌青同志是早年在抗战时期入党的革命老干部，是我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第五代孙。这部回忆录既是凌青同志毕生事业的记载，也是他见证若干外交大事的实录，在很多方面，这是一部鲜活的外交史。对多边外交来说，更是对当时那一开创时期的翔实回顾和全面总结。书中包含凌青同志多年在多边工作中思考咀嚼的心得体会，和他的经验升华，其内容精辟独到，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凌青同志政治思想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爱憎分明，站在正确的方面，一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的业务能力强，为人正直，对同志热情和蔼，处处以身作则，朴实无华，淡泊名利，赢得同志们对他的敬爱。
凌青同志思想缜密敏捷，过细地研究和处理问题。他对外交事件，尤其是对联合国和多边外交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

凌青，原名林墨卿，1923年4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41年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平地下党组织活动；同年12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42年7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干事。1944年赴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联络组组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
　　1949年10月起在外交部工作，任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1951年7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翻译队队长。1953年底回国后，历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专员，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欧美司负责人、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1975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首任大使。1978年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
　　1980年至198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其间曾四次轮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出席第35届至39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70年代以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会议、第一次关于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关于难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任中国代表团代表、副团长、团长。
　　1985年以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凌青夫人张联，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夫妇二人被称为新中国外交界第一对“伉俪大使”。

序一
序二
序三
楔子
　（一）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代
　（二）在北平城开始早期革命活动
　（三）摆脱敌探追捕，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
一、在延安开始外交生涯
　（一）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的成立
　（二）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来延安
　（三）美军观察组的窑洞生活
　（四）美军观察组的任务包罗万象
　（五）美国政要访问延安
　（六）做美国人民的工作
　（七）第一个抗议照会
　（八）有得有失的空中交通
　（九）毛泽东主席同外宾的几次谈话
二、在新中国“外交摇篮”中锻炼成长
　（一）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诞生
　（二）外交部成立大会
　（三）第一次出国和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
三、板门店谈判中的风风雨雨
　（一）军事分界线议题上的尖锐斗争
　（二）遣俘问题谈判与解释代表团
四、在不同使馆的双边外交经历
　（一）体验兄弟国家罗马尼亚的友好氛围
　（二）密切观察不断动荡的印尼政局
　（三）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的新经验
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交部
六、亲历新中国外交大突破
　（一）乒乓外交
　（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三）邓小平参加关于经济问题的特别联大
　（四）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建交，进一步打开同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
七、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八、亲历新中国对联合国政策的大转变和大发展
　（一）全面认识和务实对待联合国
　（二）新中国首次参加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
　（三）恢复新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开设办事处
　（五）改变中国分摊联合国会费的比例
　（六）新中国首次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
九、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复杂斗争
十、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开创一项联合国不成文惯例
十一、向联合国法律事务部递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附录 漫谈联合国和多边外交
　（一）所谓“立体外交”或“多点外交”
　（二）硬实力与软实力
　（三）体会当安理会主席
　（四）对否决权的运用
　（五）官僚机构和文牍主义
　（六）感受三个“L”
　（七）多边外交越来越重要
　（八）多边外交是锻炼外交干部的最佳战场
后记

一、在延安开始外交生涯
陕北山沟突然迎来了一批美军官兵。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同美国的半官方接触。中美关系史上也写下了十分特殊的一页。
1944年夏天，我到了延安。我原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系统的，到了延安就归总政系统管，总政组织部长是胡耀邦。当时正好由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为了做美方工作，中央很需要一些懂英文的干部，因此总政组织部一位管分配干部工作的同志就对我说：你在燕京大学念过?大概也还懂一些英文吧？美军观察组需要人，到那边去吧。我说：英文啊，懂一些，但基础不够，参加革命以后，又全都丢了。这样，他就分配我到延安外国语学校去复习三个月，同时到美军观察组实习。延安外国语学校校长是曾涌泉（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英文系主任是浦化人（后来一直主持延安、张家口和进城后的外语学校），教员有马牧鸣（后任我国驻西班牙大使），还有英国人林迈可、美国人马海德和印尼人王大才等。林迈可是英国爵士，曾任燕京大学教授。马海德是同斯诺一起到延安的外国医生，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王大才是印度尼西亚人，取了个中国人的名字，早先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后来从共产国际到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回印尼，以后下落不明。王大才在共产国际呆了很久，所以英文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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