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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奥威尔在哪本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在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二百年，散文不会产生。读后十分震撼。
自然，奥威尔的话说得太极端了，而且还颇有点宿命论的意味。但是难得的是，他揭示了散文生存与自由空间的联系，正所谓“生死攸关”；对于散文的自由品格，期待是深切的。
我国春秋时期曾被誉为“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其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那气象似乎确为后来所未曾见；但因此，也就出现了为文学史家所惯称的先秦散文的繁荣局面。然而，毕竟是王权时代，那些散文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权力的蒸人气息；一些貌似虚无超脱的，如老庄，也都是逃避权力，实则逃避自由的标本。秦汉以后，一统天下，散文论为“雒诵文学 ”。太史公的《史记》是惟一例外，恐怕这是与他身受“宫刑”的痛苦不无关系的罢?魏晋文学尚“通脱”，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自由，这时文学的自觉是以政治的麻痹为代价的。唐宋八大家多是维护“王道”和儒家正统的，惟中晚唐小品，多少露出为犬儒的刺所没有的锋芒。宋代“新儒家”的说教，明代的特务统治，清代的文字狱，造就了一种僵硬呆板，或是闲适澹荡的文风，直到辛亥一代起来，才为激烈的政论时评所扫荡。
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个体的自由，我们说的政治自由，其实也都在于赋予并维护个人的自由。在西欧，自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在中国则是五四时代的概念。只有到了五四，中国文学才有了新的观念，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和风格。其中，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新青年》首开“随感录” 专栏，所载散文已大异于《论语》、朱子之类的语录体，而带有尼采的风味了。为向古文家示威，一代作家各自实验“娓语体”，于是有了蒙田式、培根式、兰姆式。至于那些人道的、同情或鼓动的、礼赞劳工神圣的文字，那些讽刺的、愤怒的、对抗权力的文字，显然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他们在打倒偶像、个性解放的历史罅缝间尽量地表现自己、施展自己，在五四以后的头十年里，就产生了一批个性各异的经典性文本，创造力的爆发是惊人的。
创造是自由的创造。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都是通过对现存轨范的反叛和破坏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的。文学也如此。如果作品失去了个性，作者是不存在的；如果整个时代的文学是均等的，雷同的，没有冲突也没有变化可言的话，那么，即使队伍十分宏大，一样可以视同无物。没有自由的文学，禁锢的文学，其命运注定是萎顿的，凝滞的，惟见墓室般的死气沉沉。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以及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但是，无庸讳言，这其中包括对政治目的性以及工农题材的至上主义的强调，相应的对语言风格的规定等等，由于制度性措施的介入，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了作家的艺术个性。及至文革时期，事情有了恶性的发展，致使数亿人民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几乎消灭了散文。三十年过后，危机依然存在，最大的威胁是语言的不纯。散文语言是自由的，个性化的，由于来自生命的丛莽深处，带有几分神秘与朦胧是可能的；又因为流经心灵，所以会形成一定的调式，有一种气息，一种调子，一种意味涵蕴其中。即从这所谓“文学的第一要素”而言，五四散文也是具有范式的意义的。然而，当代散文写作使用的语言，则普遍是宣传的、流行的、大众的、简易的、乏味的语言，是多次政治运动冲荡过后留下的，而又失去应有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修复的语言，是缺乏丰富个性和人性润泽的语言，刚性的语言，布满沙砾的语言。要建设一代散文，必先恢复精神的自由，具体一点说，必先从拯救文学化、人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开始。净化语言，这是最根本的工作，也是最艰难的工作。
我们有意从当代散文作家中，挑选富有自由感和思考力的，具有一定的个性特点的，有文采的分子的作品，汇成丛书陆续出版。因在此前面世的《紫地丁文丛》是以纪实见长的，为了在内容上有所区别，这套文丛，则以一般记叙的、象征的、说理或抒情的文字为主，并以“满天星”名之。按《中药大辞典》，满天星为泥炭藓科植物，茎枝舌形，枝叶披针型，上部急尖，边缘内卷，雌雄异枝；花香，白色，短柄，顶生，果球型，颇有点特异之处。但与紫地丁一样，因为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在乡下人那里倒也是常见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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