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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啊！眷村
　　眷村是我的“娘胎”，
　　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
　　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这些年来，一直想拍部纪录片谈谈眷村。
　　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走访各地眷村
　　真正着手进行拍摄计划也是在最近这两三年的事情，我跟工作人员走访了台湾地区各地较具规模的眷村，意外发现每个眷村的外观看起来几乎都一样，全都很像位于嘉义东门町空军建国二村的我家！
　　每个小区都有着类似的外形，黑色的屋瓦栉比鳞次，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二楼，狭窄的巷道，还一定会有条特别热闹的十字小巷，巷口有棵大榕树，树荫下随意放几张破了洞的藤椅，树旁还砌了个水泥石椅，好让各家妈妈杵在这个角落聊天交换“情报”。
　　这里的人不需要便利商店，因为不远处就有个热闹的小菜市场。每个人都认识卖鱼、卖肉、卖锅碗瓢盆的老板，老板也都认识这些妈妈们，大大小小、吃吃喝喝全都在这里得到满足。这里也不需要大楼管理员，在村子里进进出出、东跑西晃，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聊聊天，随时看到陌生面孔都会主动问一声：“你找谁啊？”
　　一砖一瓦筑起人生记忆
　　在不是我的村子里，却看到好熟悉的榕树、小巷，甚至连参差不齐的天际线都乱得几乎一样。为何眷村不分南北，都呈现了这么类似的生活环境呢？边走边问，深入研究后，才发现眷村的兴起与败落，都恰恰反映几十年间社会繁荣进步的足迹，以及老一辈的凋零速度。
　　眷村就像是个大蜂窝。很多蜜蜂飞进飞出，哺育下一代，在有限的空间里筑出一格格蜂巢，滋养着蜂窝。但随着花期结束，年轻的女王蜂移到别的花丛，组织了新的蜂窝，老的蜂窝渐渐干枯，蜜愈少，蜂离开的愈多。于是有天“砰”的一声，整个蜂窝落到地上，结束了数十载热闹丰硕的岁月。
　　可能眷村外的人不太懂“眷村”的涵义，觉得这些人干吗守着老房子不走，房子又破又旧，快点翻盖新大楼，不就家家都可以买进卖出，大赚一笔、海捞一票？
　　但对建立眷村的父母亲这一代，还有在眷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来说，眷村不只是个小区，不是一块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记忆。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我记录下不少人的故事，而村子也用不会言语的一砖一瓦，说出了这五十多年来的故事。
　　随时准备返回老家
　　一开始眷村只是个区域，房子都很简陋，只用竹片编成墙，糊上泥块，前胸贴后背地分配给军人及眷属使用，勉强就说是一个家。
　　房子很小，但前后都有空间，逐渐大家用竹篱笆搭起围墙。《竹篱笆外的春天》这部电影说的就是眷村的生活。
　　那时人们都认为眷村只是个暂栖之所。像邻居杨妈妈家就是一例，家里没床，全家打地铺。每天晚上铺开褥子，盖着被子睡觉，早上起来，再把棉被跟褥子捆起来，随时准备扛了就走。多年以后，他们知道老家回不去了，才决定做个床，代表真在这里落户了。
　　而每个眷村都可以看到的“破洞藤椅”也代表这样的心情，即使知道自己要在此地住一段时间，也没人在家里摆放法式家具，大都选择简单便宜的堪用品，藤椅最简便、便宜，就这样攻占了眷村。
　　眷村里面除了空勤军官可以住独门独院的日式房子，其他人一开始都住简陋的泥糊竹编的小房子，小孩就在你家跟我家之间的竹篱笆穿梭，来去自如。邮差寄信也不用放进信箱，喊个人名，自然有人从篱笆窟窿里伸手拿信，人人都走“极简”风格，因为户户家徒四壁。
　　人无恒产无恒心，眷村就不是个恒产，住起来是自己的屋子，却又不像自家的财产，没人猜到会在此小屋长治久安，于是不会那么费心维护。
　　乱七八糟但又处处流露人情的改建
　　而眷村之所以异常拥挤，是因为每家都在生孩子，加上日子久了，竹墙泥屋不堪使用，总要想办法安居乐业，于是各家发挥本领，或是请人，或是由无所不能的爸爸们朝前往后地增建，在院子上盖房间，或借旁边无主空地盖小屋。很快的，竹篱笆全都改砌成砖墙，家与家之间的巷道因为砖墙外推而变窄，我家门前的小巷也就只剩两人宽。
　　但那时个头小，从不觉得巷子窄，只觉得家里院子很大，连院子里的扶桑树都巨大无比。妈妈蹲在前院水沟边用洗衣板洗衣服，我则站在旁边看着扶桑树上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拿起粉笔在砖墙上画画，整天开开心心，像在天堂一样快乐。
　　接着小孩长大了，房间还是不够住，爸爸、妈妈天天商量着该怎么增建。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院子里堆了水泥、沙子、砖块，闻着沙子带来的潮湿味，心情变得很兴奋，因为又会有新房问出现。对小孩来说，“扩建”是富足的具体感受，全家一同静心期待房间早日完工。
　　眷村里南腔北调，就是少有机会讲闽南语，我家的墙壁与房间却都由村外不会说普通话的老黄砌盖而成。老黄的泥水工很差，做出来的墙壁及门窗都是歪的，人人都说他的工不好，但家家户户都找他，因为他的价格最低，所以村子里的梁柱、门窗都呈现奇怪的角度，让人一望而知是“老黄做的”。
　　后来才发现这怪角度可是老黄的“独家专利”，因为只有他知道该怎么“以歪治歪”、“以斜补斜”，完工之后除了他，没人知道该怎么维修。于是他从年轻做到老，生意兴隆，甚至老到得了青光眼，还有接不完的工作。
　　后来平面没空地，前后院都盖满了房间，大家往上发展，自动加盖二楼。上楼的楼梯长相也全部雷同，怎么简单、便宜，就怎么设计。家家户户的楼梯踩起来都会嘎嘎响，陡得足以摔破屁股，但也没听人真摔过。
　　就这样，眷村经过一年一年的改建，改成后来乱七八糟，但又处处流露人情的怪样。
　　每间房子都有一段家族史
　　接下来电视开播了，又带动了另一波流行，家家户户都在原本已经横七竖八的屋顶上架起电视天线。谁第一个架起电视天线，谁就是大家公认的凯子，套句现在的用语就是“首富”。
　　每当电视播出期间，小孩子们早早卡好位，有的挤在凯子家门口，有的趴在窗口，整张脸紧紧贴在纱窗、纱门上朝内看，脸都轧出纱窗格子纹，大家心里都急得不得了，生怕错过播出时间。
　　偏偏屋内的人不急，还好整以暇地吃着晚餐，假装没人围观。这可说是整个眷村一同参与的“真人秀”，剧名叫做《凯子家的晚餐与村子的第一台电视机》。
　　诸如此类的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而每间房子就像一本本书，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
　　若能再度回到狭窄的老家里，我可以说出每个角落的故事。像二楼的房间是为了姐姐的女儿——我们家的第三代回家跟我爸妈住——才用木头另外加盖出来。
　　而另一间屋的墙壁，用的是老土房子拆掉后留下的废土，整理整理和上水又抹回墙上，强度当然比不上水泥跟沙子。小时候在墙上抠了好几个洞，整天没事就偷看隔壁房间在做什么。每回看到这些小洞，都会想起很多好笑又神秘的记忆。
　　这么多年下来，老黄的工还是奇差无比，却成了眷村的守护天使，哪家破了，修哪家。后来他过世了，没人知道该怎么以歪治歪，以斜挡斜。眷村也渐渐失去了活力，进入凋敝期，四处可见破瓦、残窗。
　　有些眷村爸爸撑着一把老骨头，自己登上梯子修门补窗，但不久之后爸爸们也都过世，留下独守家园的老媪或年幼的孙儿，再也没人有能力维护这倾颓的家园，只能眼睁睁看着屋子漏水、渐渐破败。
　　有些老妈妈投奔儿女另外购置的新屋，或跟着子女去往各地。有些还是眷恋着眷村的一景一物，凑合凑合继续住，而且住得怡然自得。因为左邻右舍年纪相仿，这么多年下来早就亲如姐妹，可以串串门子，聚在巷口聊天、打发时间；中餐晚餐时间到了，就走到不远的小菜市场买买菜，自己随便煮煮。对这些老妈妈来说，近邻就是血亲。
　　不过，大多数的眷村妈妈也经历了寂寞的空巢期。小孩离开之后，连孙子都离开了，家里空、闷得慌，整天没事可做。后来眷村决定改建，住户们都抽签分配新住宅，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愈来愈少了。
　　欢送昨日的眷村
　　在眷村拆除前一年的农历新年，我发出通知请老邻居号召自家儿女回眷村，大家一起举办同乐会，欢送陪了我们一辈子的眷村走入历史，也让大家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重新团圆，把握机会，让离开的、没离开的、先来的、后到的，都聚在一起好好看看彼此。
　　那晚来了好多人，小时候好熟的朋友，多年不见，再见面感觉有点生疏，但想到童年，却又清晰如昨。
　　当年打架的、放鞭炮的、打棒球的、打破窗户的、偷钱的、挨打的、偷抽烟的，种种好笑或好糗的记忆都还在，只要提个头：“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嘉义七虎少棒输了……”另一个就说：“对啊！那时候我们一起去丢石头……”仿佛谈的都是昨天才刚做过的坏事。
　　听着大家在舞台上唱民歌“欢锣喜鼓咚得隆咚锵”，还有些眷村大姐上台唱以前学会的英文歌，小巷挂满了喜气的红灯笼，眷村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有了最热闹的结束。
　　在眷村拆除后，我带着太太、女儿跟妈妈一同回到老家。这里已经找不到高挂在主要通路上的大喇叭，没有村长广播提醒大家投票。老家没留下只砖片瓦，竟然完全从地表上消失了，自然也找不着过去各种DIY的痕迹。我以邻居残留的老房子当坐标，勉强从地面上的瓷砖花色找到了老家，妈妈站在上面，眼眶都红了。
　　虽然景物全非，但这破巷子、破房子就像我的娘胎一样，深深刻在眼下、记在心底。后来我拿着眷村巷口的照片，请最精于描绘台湾地区风景的本土画家杨兴生画出我记忆中的巷口，让这份永恒的回忆一代一代传下去。
　　纪录片完成之后，命名为《伟忠妈妈的眷村》，说的是我生长的眷村故事，实际上，也是所有眷村的故事。
　　1992年4月5日爸爸过世，
　　封棺之前，
　　我心目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在众多亲友面前，
　　对着爸爸额头轻轻留下一吻……
　　大学时期想交女朋友，但我只是个穷大学生，拿什么追女孩？幸好那时候有个朋友正在帮某栋阳明山别墅找管理员，于是白告奋勇。拿到了别墅的钥匙，接下来就打着“王少祖”的名号在外面认识女孩，当然不久之后就被踢爆真相。
　　交女朋友成功与否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这是一门“恋爱创意学”，如何透过创意让恋情发生，是每个人都该学习的智慧。而我恋爱创意学的导师就是爸爸，因为，当年妈妈也是爸爸用创意“唬”来的！
　　爸爸开F机
　　爷爷在爸爸还年幼时就过世了，于是爸爸从14岁开始工作，好为家庭增加收入。当时北京被日本人占据，他在日本人开的汽车机械厂当学徒，想习得一技之长。
　　那时爸爸才十四五岁，旁人嫌他个小不能开车，因为坐在驾驶座上，脚尖居然够不着汽车踏板，怎么可能开车上路！不过爸爸不肯认输，他在脚底绑了个盒子，半站半蹲在庞大的驾驶座上操作自如。有个日本技师看到了他的拼劲，被他感动了，毫不藏私地传授他相关开车与修车的技术。
　　日本战败投降后，爸爸的日本同事们都被遣返，整间汽车厂的员工归人军队体系。爸爸还不满18，就糊里糊涂从修汽车的小学徒，成了帮空军维修车辆的机械小兵，在空军的车辆调度场里工作。
　　当时空军社会地位很高。一般老百姓见到空军，就像现在看到高科技新贵一样崇拜。
　　爸爸身高172厘米，不算太高，身材是北京人喜爱的圆呼呼“四喜样”，虽然隶属空军但没开过飞机，不过他从来不会放弃任何混淆视听的机会。
　　比方：“你在哪里高就？”
　　“在空军！”
　　“哇！真优秀！在哪个单位？”
　　“开F机的。”
　　“哇！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这个“F机”可非要说得特别含混不清、迅速带过，乍听之下像是“开飞机”，因为凡人听到“开F机”，自然会认为对方“开飞机”，但若有人不识相或是太耳背，多问两句，爸爸就破功了！
　　“啊？开什么机？”
　　“开F机……”
　　“什么机？”
　　“开F……发电机……”（就是开车的。）
　　我是军阀之后
　　很快的，在空军开发电机的爸爸在北京遇到梦中情人，我的妈妈。
　　妈妈是河南洛阳人，姓孙。孙家在河南被当成土匪大户，因为家族中出了个大军阀孙殿英。他从流氓、土匪一路“升级”成了大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很具争议性的角色，因为他抢先挖开慈禧太后的陵寝，拿走许多宝贝。后代的历史学家写到孙殿英，都会提到这段金光闪闪、价值连城的盗墓举动。
　　孙家的年轻人几乎都当军人，像我外公的兄弟们很年轻就当上军长、团长。同辈都以兄弟相称，所以妈妈也喊孙殿英“大爷”，因为他是孙家带头的大哥，按照辈分我也应该喊他一声“大爷爷”。
　　很少人知道我与大爷爷的关系，毕竟“军阀”已经是太久以前的故事。但在我担任制作人之后，有时会为了工作大发脾气，体内到处爆窜的怒火倒是提醒了我有个土匪军阀出身的长辈，只是我再生气，也不能像大爷爷拿起绑着红色小布条的“盒子炮”，毙了工作伙伴。
　　这是后话，请容我再度回到妈妈还是少女的那个时代。洛阳分家之后，裹着小脚的姥姥带着妈妈，舅姥姥带着表舅，四人离开洛阳来到北京落户，第一步就先拿些积蓄，置了房产出租。而家中的闺女，也就是我妈，那时刚刚小学毕业，就负责跑腿收租。
　　在舅姥姥不幸过世之后，姥姥照顾表舅宛如亲娘，表舅跟我妈就像是亲兄弟姐妹一样，不分彼此。那时的生恬不算太富裕，但家里有口箱子，里面有拿不完的钞票，也让表舅沾染了出手大方的纨绔子弟习气，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卖掉了家中的房产，资产所剩不多。
　　尽管不富有，老北京常说最舒适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贵，只要“石榴、池塘、胖丫头”，即是绝品’在胡同里有座小小的四合院，庭院中养一池金鱼，种株遮荫、开花又结果的石榴，养只小肥狗在院子里东跑跑西跑跑，听见门外小贩叫卖的声音，就差个胖丫头去买点驴打滚、豌豆黄吃吃，日子真是快活。而我蚂家里虽没胖丫头可使唤，倒也过得惬意安稳。
　　妈妈平日就在定居落户的豆芽菜胡同附近跑进跑出，豆芽菜胡同在北京城西，爸爸的老家也在西城，跑来跑去总会遇到我妈，就对我妈滋生了情愫。
　　爸爸追女孩的妙招
　　妈妈常说爸爸爱对她“使坏”。爸爸非常喜欢逗我妈，没事就说笑话让她哈哈笑，或是拉着她去散步，这习惯打小到老都没变。
　　爸爸“使坏”，当然要靠自己的空军背景。当时他的班长是王大夫（“王大大”不是他的真名，只是我们对他的称呼。“太大”是北方人喊爸爸的哥哥，也就是“大伯”的意思），王大大是很老实的天津人，明明是我爸的班长，却乐于配合我爸“吹牛”。爸爸跟他约好某一天在紫禁城旁的红楼戏院，只要看到我爸出现，就要如此这般
　　那天，爸爸带着妈妈散步来到红楼戏院，爸爸穿着空军制服，脖子还打上一条自己用空军报废的降落伞裁制的围巾，看起来真帅。穿着军装的王大大老远看到这一对，立刻举手敬礼，对着小兵爸爸大喊：“班长好！”爸爸很镇静地点头回应，这下妈妈可深信不疑，身边这个爱使坏的男生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长官”呢！
　　在这样散步、聊天的“使坏”之下，爸爸跟妈妈愈来愈熟，后来妈妈渐渐知道爸爸是开发电机的小兵，不是开飞机的班长，但两人感情好，相关细节也就概括承受。后来我奶奶请了六爷爷陪同，上我妈家提亲。
　　奶奶对着姥姥说：“我有一双眼睛，你有一双眼睛，你家的女儿到我家，我不会让她吃亏，你会看到我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就这样小两口在双方家长同意之下互许终身。
　　总司令与士官长始终携手
　　后来母亲随着父亲到了青岛，搭上渡轮过台湾海峡，来到嘉义。安顿之后写了封信给北京家里报平安，信上的地址让舅舅循线找来，找到妈妈。他们两人是偌大家族在台湾地区安身立命的血脉，此后与北京家里断了通讯，一别数十年。
　　1987年5月开放赴大陆探亲，次年7月，母亲立刻收拾行李，重返北京。见着了姥姥，姥姥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一玩，可玩了40年啊！”
　　但这40年过得也不容易，因为妈妈到台湾地区还不满16岁，已经怀上我大姐。她脸皮薄，觉得自己年龄太小就当妈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总虚报岁数，不满16就说自己已经18，在嘉义的眷村里，跟着当年还不满20的丈夫一同组织家庭。妈妈喊隔壁的张妈妈都喊张阿姨，所以我们跟着喊张奶奶，成了眷村里辈分最小的一辈。爸爸很疼妈妈，身为士官长的他总是称呼我妈“总司令”，两人靠着军人微薄的薪俸养大了一大家子人。我妈极为敬重爸爸，她很心疼爸爸一肩扛起照顾一家大小的重担，总是带着遗憾的语气说，如果爸爸当年有机会可以多读书，凭着他的脑袋瓜儿，绝对有一番大事业。
　　爸爸跟妈妈的感情在他们那个年代是少见的亲密，自由恋爱又早婚，两人感情始终很好。
　　1992年4月5日爸爸过世，封棺之前，我心目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在众多亲友面前，对着爸爸额头轻轻留下一吻。这一吻带给我无比震撼，这是多么纯粹的浪漫、多么切实的爱隋，从年轻到老，总司令与士官长始终携手。2004年眷村改建，妈妈离开东门町的老屋时，拆下了旧门牌，贴在新家自个儿卧室门外，她说：“这样，你爸回来还找得到路。”
　　而房间里除了摆着嘉义老家的照片，妈还贴着一张我从北京给她带回来的四四方方的老北京地图。在胡同与胡同之间，按图追忆爸爸如何“使坏”的片段，回味着永不褪色的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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