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为快：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两书初编、续编、三编的编纂，前后经过了七十四年的时间，可以算是我国收藏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石渠宝笈》各编均按照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九类区分。每类中又按照作品之珍贵程度分成上、次两等。上等者将作品的质地、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一一记录；次等的作品记录则内容稍简。入目的书画作品在书中还分别注明收贮的处所，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以备点查。凡是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上，就会加钤清宫收藏的印记。
　 《石渠宝笈》初编共四十四卷，续编共四十册，三编共二十八函、一百十二册，可谓洋洋大观。全书编就之后，由专人用工整的楷书缮写成朱丝栏抄本，装册分函郑重保存，深藏于宫中，外人无从得其详。清朝灭亡后，于民国初期的1918年涵芬楼曾经将《石渠宝笈》的初编和二编石印出版，此为最早刊布的这部著录书的出版物；后来又有有正书局石印本、开平谭氏影印本等；至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又将《石渠宝笈》三编影印出版，并且加上了索引，得以使公众了解该书的全貌和方便使用。
　　众所周知，晚清和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居住紫禁城时期，宫廷中制度松弛，后又加上溥仪以赏赐之名，将原先宫中所藏珍贵文物（包括书画作品）转移出去，或变卖、或藏匿；伪满洲国崩溃时，溥仪携往长春的大量书画作品又遭厄运，至使《石渠宝笈》一书中著录的许多作品散佚，流落民间。所以，此后有人专门比对《石渠宝笈》原书，将这段时间里佚失的书画作品编成《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1934年）；《故宫已佚书画闻见录》（王以坤编、1953年）；再后又有冯华编就《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索引》一书出版（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方便研究与查找。这些都可以视为《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的后续产品。
　　《石渠宝笈》这套著作的价值随着近年书画拍卖市场的活跃、红火，也日益飚升，引起了除研究者之外的人们的关注。收藏家们把它作为一个巨大的矿藏，不断加以发掘。拍卖的书画作品，凡是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似乎像是上过了保险那样，身价马上就不同了。2004年元月深圳雅昌艺术网再次将这部名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的书，分为12 册出版，就是顺应了社会的新需求。
　　《石渠宝笈》的价值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具有很高的使用频率，一般来说，凡是经过此书著录的作品都应当是很珍贵的，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和文物价值。但它又不可能是绝对保险的。现在看来，《石渠宝笈》一书中对作品作者的认定、对作品时代的判断、对作品真伪的鉴别，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这已是被当代许多研究者所证明了的。再有，收入《石渠宝笈》一书中的清朝书画作品只是当时画坛中的很少一部分。诸如出于政治原因，“四僧”中的八大山人（朱耷）、髡残、弘仁的画幅是见不到的；又如出于艺术门派的因素，“金陵八家”和“扬州八怪”之类的作品也是不能进入该书的；出于政治和艺术趣味的双重考虑，明朝宫廷绘画的作品亦很少被《石渠宝笈》所收载。例如，近年曾见于拍卖市场的一幅明朝宫廷画家何浩的作品《松图》卷，而在《石渠宝笈》中就将何浩此人作为宋朝的画家了，其时代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差错。另外，清朝很多供职宫廷的职业画家的作品，大概是由于对编著者来说是司空见惯，太熟悉不过的，所以收入该书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相当多的画幅失载。比如王翬等画家合作的十二巨卷《康熙南巡图》以及郎世宁所画的“双胞胎”《平安春信图》轴，两幅作品就都没有被《石渠宝笈》所记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所以笔者认为广大的研究者和收藏家们在借助《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时，需要避免以下的误区：凡是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就毫无疑问一定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反过来说，但凡没有被收入《石渠宝笈》中的书画作品，就无足轻重。关键还在于书画作品本身的真伪和质量。当然，进入《石渠宝笈》一书的书画作品，无论如何，起码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大家关注这一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