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俗称是耍笔杆子的，谁写得好，常被赞誉为笔头儿厉害，有的甚至可以把笔用作刀枪剑戟，令心虚者胆寒；当然，也有的拿笔溜须拍马，成了御用帮闲。
作家笔能写，口亦能纵横辞章，挥洒真知灼见，最欣喜莫过于“粉丝”读者们能见到他／她的真人秀。因为不仅阅读文学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聆听文学，也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兴起以后，众多的网友还可通过视频聆听自己喜爱的作家，并与之交流。
阅读与聆听，尤其现场聆听的滋味与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比起广播、电视、网络视频，杏坛开讲的现场聆听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这也属于老字号。
本书是一本文学演讲文集，内中具体收录了：《聆听的愉悦》、《写作与生活的关系》、《我的写作与上海》、《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我”的潘金莲》、《叩开西藏的宗教文化之门》、《我的生活，我的创作》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聆听的愉悦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
我的写作与上海
京味儿漫谈
从秦可卿入手解读《红楼梦》
“我”的潘金莲
当下文学的危机和出路
叩开西藏的宗教文化之门
我与《白鹿原》
我的生活，我的创作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张抗抗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一位作家，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年，一直笔耕不辍，写了很多好作品，我说几部作品，大家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这后两部作品引起了轰动和争议。今年新出版了一本小说《请带我走》。她就是作家张抗抗女士。
说到文学写作，我们大体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文学离不开生活，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家在写作中是如何提炼生活素材，又是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很多写作者往往就一头雾水了，以至于老觉得自己的写作怎么老不上道啊。所以今天特地请张抗抗女士为我们演讲《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大家欢迎。
张抗抗：朋友们，早晨好！谢谢大家在星期天的早上、这么寒冷的天气赶来这里。其实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你们用这么多时间来听我讲，我是不是能讲些对你们有用的内容，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达成一种比较深度的交流，我都没有把握。尤其是电视台的镜头对着我，我比较紧张。因为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主要的工作是把他（她）的作晶写好，别人一看，说，这人怎么老在电视上说话呀，确实我是有点儿顾虑。但是现在已经来了，我是被傅光明骗来的。
不过，文学馆的这个活动，我知道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基本有固定的听众，而且受到了很多关心文学的人也好，关心时代进步的人也好，至少是对文化有兴趣的听众们的欢迎。所以我对这个活动也是心仪已久。因为我经常来文学馆嘛，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活动有支持的义务。我只是希望我不要使你们失望。
　　我想先简单说一下我的写作经历。我注意到今天我们的听众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也有一些年纪很大的人，所以我心里确实是有一份感动，我会尽量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跟大家交流。
　　我是一九五。年出生在杭州，在杭州上小学，上中学。到一九六六年“攻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就是带着文学的梦想去北大荒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在浙江省的江南水乡，杭州附近的一个农村，已经去好几个月了，那个时候在那儿养蚕采桑叶。后来听说可以去北大荒，我就离开那个农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在听说去北大荒有这个报名的消息以后，我就步行走了十八里地，赶回杭州报名去北大荒。因为一开始去北大荒，当时是反修前线，所以在黑龙江乌苏里江那一带边境是不允许出身不好的报名的。当时我知道自己是没有机会去北大荒了，所以才去了浙江农村。但是后来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进展，现有的像浙江这样地少人多的省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知青，所以黑龙江中部地区就开始把那些农场就业的大量职工，都把他们迁走了，腾出地方来接受知青。所以中部地区可以允许我们报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是带着一个文学的梦想去东北的。那个时候觉得遥远的地方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新奇感，或者是陌生的生活在吸引着我。
　　我对文学喜欢得比较早，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写作文，文学的兴趣发生得比较早，阅读也比较早，也开始比较早地写作文、写日记什么的。在“文革”的时候，虽然作家的梦想破灭了，这个时候作家都已经被打倒了，但我还是觉得我将来有一天能够写作。因为写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它可以生活在你虚构的一个世界里面，表达你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而且，在我们当时读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当中，它都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在召唤你、在呼唤你。所以我一直说我去北大荒，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
　　在那儿的农场待了八年，那个时候就开始练习写点儿笔记呀，跟朋友、家人的通信；到了一九七二年，开始发表一点儿小文章、小散文、小小说；到一九七五年写了一部知青小说，当时还是在“文革”的时候，算是我最初的长篇的一个习作吧。《分界线》，那是我最早的一部小说，现在看起来，当然很幼稚。以后就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九七七年离开农场，去哈尔滨读书。终于有机会学习了，其实那个时候学习是我最大的渴望。在哈尔滨念完书以后，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一些作品了，就留在了黑龙江作家协会。一九七九年我调到黑龙江作家协会，开始从事专业创作。所以我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我们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转折和变化的时期。所以，在当时，可能现在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还记得，新时期之初，我写的那个最短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后来是《夏》，再后来是《北极光》，都是在新时期之初写的。也就是我进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以后开始写的那些作品。对新时期的对人性的呼唤，对“文革”和过去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扭曲，提出了我自己的，我想是带着批判意识的写作。
　　在以后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创作了长篇小说《隐性伴侣》，这个也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但是实际上是写人和自己的一种关系，就是人性当中，我，显我和隐我，或者说是理性的我和非理性的我这样一种关系。《隐性伴侣》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看不到的终身，跟随你的另一个看不见的“我”。我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以后到了九十年代，我电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到现在水平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时候，出版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叫做《赤彤丹朱》，其实这部小说在我自己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小说。《赤彤丹朱》它是四个“红”字，在我们汉语里面，对“红”字有很多解释，因为它这个“红”的质量，“红”的调性，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汉字是很丰富的，它光是“红”字还不只是这四个字。我们可以回去查字典，这四个字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赤彤丹朱”组成了变化很丰富的这样一个红色。实际上它写了整个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父辈，他们从参加红色革命，到接受了红色的理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的来临，一直到最后的红色神话的消解，这样一个过程。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上一代人的历史，实际上是写我们这代人对上一代历史的认识。
　　这部小说不像《情爱画廊》那样比较好读，它里面充满了一些比较沉重的，或者说是很沉痛的、很悲惨的这样的故事。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个烈士被找到了，前几年拍一专题片——《迟到的英魂》，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由于这部小说发表以后，结果五十年以前牺牲的一个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当然肯定知道他是牺牲了。但是这个小说发表以后呢，它还在《小说月报》上有一个片段的转载，结果他们家的人竟然就看到了这本杂志，觉得这个故事怎么跟我们家二舅的那个故事那么像呀？所以就拿回去给那个老太太看，老太太就是这个烈士的妹妹，看了以后，觉得很像。因为我还是用了他原来参加革命的那个名字，结果就通过这个杂志社找到了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父母。接上了这个关系以后，这五十年前抗战牺牲的人，终于被追认为烈士。这个故事其实挺感人的，因为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革命意义上的这么一个故事了，它实际上是一种亲情和友情。为什么五十年以后，他的家人都还是知道这个故事呢？就说明牺牲的这个人的妹妹一直在给他们讲这个二舅的故事。而小说里母亲这个原型，她一直在为这件事感到愧疚，因为他的牺牲跟她有关。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这件事。我觉得最宝贵的是留在人们心灵里面不能忘记的东西。我觉得这部小说产生了小说之外的影响和一些想不到的影响。
　　到一九九六年出版了小说《情爱画廊》，其实《情爱画廊》的准备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一直没有下决心写。因为对艺术的积累需要比较长的过程，到《赤彤丹朱》写完了以后，当时一鼓作气地写了《情爱画廊》，这个我想看到的人会更多一些。小说表达了我对于物质时代，依然希望人们保留自己心灵里面有一块爱情圣地，它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写爱情的小说，也表达了我对于人追求自由的向往。这个小说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通俗小说，我想表达我在进入商业时代一个作家应有的姿态，我们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自己的作品写作跟读者无关的态度。我那个时候确实是从《情爱画廊》开始进行一种尝试，希望找到自己跟读者对应的一种关系，能不能把小说写得好看，能不能够吸引读者。因为市场在根本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商业的概念，市场在根本上它是一个受众。你对读者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希望更多的人来阅读你的作品，它是大众传播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说，你用你的小说让更多的读者来欣赏它，或者说来接受你的小说中某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作家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抱有一种在我们过去，书卖多少跟作者都是无关的那种态度。当然我也经历过《隐性伴侣》那样一种尝试。在八十年代，都进行过大量的尝试，把小说写得非常怪异，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隐性伴侣》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和心理描写。这个阶段学习我觉得是必要的。每一个作家在进行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都不会重复自己，都是希望每一部走出去的时候，都走进了一个我们未曾尝试过的新的天地里面，我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情爱画廊》当时也是有很多批评的，比如说它过于理想化了，对爱情这种理想主义态度，当然里面也涉及对性的一部分描写。但是我觉得当时恰恰出于希望商业时代来临以后，我们很多禁区被经济所冲破了，很好。但是随着也出现很多低俗的，或者说为了迎合读者，为了一部分有些低级趣味的这样的读者的要求，在当时的小说里面关于情爱，或者说情色有了很多。我自己不喜欢这样低俗的描写。所以我也想通过《情爱画廊》进行一种尝试，告诉大家，性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在这样的愿望下面，我当时确实是想改变一下。当时有几部小说有这样低俗的倾向吧，所以我也想做一些尝试来改变这种现象。
《情爱画廊》之后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前年的《作女》，一会儿我会讲到，是对现在的女性状态、女性生活，或者说是女性精神，做出了一种新的描绘。我大概的创作就是这样。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写作，因为我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写作环境，一直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进行读书、写作和思考，这样二十多年一直在不间断地写作。但是我对自己当然还是不满意，但我满意的是，我觉得我每一次，或者在每一个阶段吧，我的作品都是有新的尝试，而且有新的东西给予读者。这个是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二十多年一直在从事写作、读书、写作，看起来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在书房里面度过的。当然八十年代还谈不上书房。在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面对着纸、面对着桌子，或者以后是面对着电脑，或者说是面对着很多书本。那么我进行写作的素材，文学作品所承载的那些内容和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一直生活在某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呢？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觉得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作家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的人存在的，还是一个写作的人存在？第二，我的日常生活状态，我是生活在我的写作当中，还是生活在生活中？第三，我是为了写作而去关注生活的呢，还是因为我关注了生活而去写作？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有兴趣知道的问题，今天面对着那么大量的书籍，我们有那么多的写作者，这个问题也是我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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