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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书找到整个民族的价值

发布人：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年5月6日此新闻已被浏览 255 次进入论坛

昨天下午，《百家讲坛》主讲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馆长郦波做客南京老崔茶馆台城书房，与在场的众多书友分享了他的读书心得。在郦波看来，读书是件好事，但读什么书、跟什么人读书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年龄跟什么人读什么书。“个人一直认为，青春期读书是人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那时读的书足以影响人的一生。”郦波在台城读书会上如是说。本次活动由南京市文广新局、南京市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主办。
读书会一开始，郦波就用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读书经历告诉了书友读什么书和跟什么人读书的重要性。
郦波告诉书友，蒋介石在小时候，其实是个学渣，特别调皮捣蛋，经常挨母亲揍，老师都不喜欢他。直到他17岁的时候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就读，“读书碰到什么老师很关键，他就碰到了顾清廉。顾老师懂得赏识教育，以前的老师都不喜欢这个学生，唯独顾老师特别赏识他、鼓励他，并带领他读书。”后来，蒋介石在日记里回忆，他在顾老师家读到过三本书，奠定了他一生的人生基础。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从此奠定了他人生的革命志向；第二本书是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以中山先生为楷模，特别信服中山先生的八个大字“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是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一生儒家知识分子的信仰。蒋介石认为，读完这三本书之后，人生基础就确定下来了，可以无忧。
“哪知道，顾老师听完他的读书汇报之后，点头说‘书读得不错’，然后进到里屋，拿出一本书，‘既然这三本书你读通、读透了，下面可以读这本书了’，就是《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的文集。”郦波说道，而这本书后来也成为蒋介石毕生的两本床头书之一，他的另一本床头书是《圣经》。
无独有偶，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年轻人毛泽东，比蒋介石小5岁，字咏芝，19岁时来到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学堂，拜在老师杨昌济的门下学习。杨昌济首先推荐了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大贤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给他，毛泽东一读之下爱不释手，废寝忘食。“最后喜欢到把名字都改了，字润芝，直接抄了胡林翼的字号，只不过毛泽东把‘芝’改成了‘之’。”郦波介绍，直到读完胡林翼的书后，杨昌济才给毛泽东推荐了一本需要终生去读的书——《曾文正公全集》。
“毛泽东后来表示，近代以来的人，他最佩服的就是曾国藩。”郦波笑着说道，“你们看，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在各自老师的推荐下，读的是同一本书。”更重要的是，他们读这些书的时候，正处于青春期。
提到当下年轻人都喜欢用手机来进行阅读，看微信、看新闻，郦波觉得应该适可而止。“这种碎片化阅读，只能让人们形成感性阅读，而不是理性阅读。翻开书的最前面，是目录。为什么要有目录？是为了告诉你这本书的体系在哪里，所以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思维体系，这种思维体系叫做理性思维体系。”
理性思维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培养青春期的孩子形成科学的思维习惯，而科学的思维习惯，主要来自于学习和阅读。如果缺乏阅读这一关，尤其是书面语言接触得过少，孩子将很难形成科学的思维习惯。“而碎片化阅读，不仅不会帮助你形成思维习惯，还会破坏你的理性思维。如果只依赖碎片化阅读，长此以往，人类的智商会下降。”郦波严肃地说。
为什么郦波郑重强调要通过读书来培养孩子科学的思维习惯呢？原来，郦波自己的孩子现在也处于青春期，正是人生中读书的最黄金时期。“我平常教育我的孩子，一定要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的是要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信仰；而‘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良好的行为习惯，一个是良好的科学思维习惯。只要具备这些，孩子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有价值、有成就的人生。”
郦波认为，不论怎么读书，读书应该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叫读懂书里的人。书里写的是谁，应该读懂他。第二层境界，要读懂写书的人。读书是一种思维训练，只有读懂写书的人，才能在思维上得到提高。”郦波表示，读懂书里的人，可以在信息上得到丰富，但是读懂写书的人，才能在思维上得到提高。
“但这都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我认为读书的最高境界是‘遇见’。”郦波说，除了恋人之间的情感的遇见外，其实还有两种更美丽的遇见。一种是思想上的遇见，就像仲由遇见了孔夫子后，变成了子路，就像蒋志清遇见顾老师后变成了蒋介石，毛学任遇见杨老师后变成了毛泽东……其实，还有一种更好的遇见，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是读书的终极境界。只有遇见更好的自己，才能遇见更好的世界，才能让一滴水永远不被蒸发。这时候，才可以有所谓的志向、所谓的信仰，才可以融入到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才可以融入到人类的不朽文明中去。”
总之，在郦波眼中，只有学习、读书才是最快乐的事情。“每个个体，通过读书，找到自我，这个群体才能通过读书，找到整个民族的价值。”

资料来源：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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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同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2月，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5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5年4～6月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4月。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7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5月，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7月，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5月，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