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领域从业者数量居世界第一；年度出书品种居世界第一；报纸发行份数也居世界第一。这样神采奕奕的排名，要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亲口说出，恐怕令人难以置信。可如此庞大的体量，在国际上收割到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实际影响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知耻而后勇。柳斌杰接受本报专访坦承“我们很惭愧”，其后不足五个月，《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即浮出水面。在通常以为敏感的领域，又是部分实质改革陷入胶着的时刻，推出这样一份具有战略意味的改革方案，显示了现今已难得一见的改革勇气与决断力。

      该方案的亮点之一，是在第14条承认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是 “新兴出版生产力”。这应该是政府文件首次对民营出版业的“除罪化”，自然就认同了他们打拼出来的半壁江山。蔚为壮观的民营出版业，从昔日“不法书商”甚至“毒瘤”的舆论阴霾中走了出来，或许不用再担心被清剿的命运。这个崭新空间的开启，弥足珍贵。

既然政府有勇气接纳民营出版业，就意味着承认出版的产业属性。既有阵地意识又有产业属性的出版业，有望逐步从过度行政管制中解放出来，放归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

     大致估计，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开放国家相比，在文字出版行业，中国才释放1/4的消费力。如果全盘放开，换算成人民币，市场总量要由现在的约600亿人民币暴增至2400亿，与美国的300多亿美元持平。而且，文字出版仅仅是电影、动漫、话剧、演出等各类文化产业的基础产业，它若被充分发掘，整个文化市场的容量还将成倍增加。中国的服务业水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其实，国内畅销书市场上70%的占有额，已足以佐证民营出版业的强大生命力。若超越纯经济视角，从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长远计，政府更应克服对大企业的天然偏好，至少要两手并举，在做大做强几个国有出版龙头的同时，放水养鱼，使民营出版业得到足够成长空间。

      恰在这一点上，民营出版业存在深刻担忧：处于绝对强势的国有出版龙头，在改制重组及上市后，会不会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大力收编民营出版业，再演“国进民退”？

      好在并非没有解套的机会。即使暂时看不到民营出版业彻底合法化的前景，只就如何充分发挥民间新的“文化生产力”而言，眼下有三条路径或可供参考：

      其一是试点。分类别、分批次地选择部分上规模的民营文化工作室，给予国有出版社同等待遇，先放开不涉敏感领域的少儿、科技、生活、文体等内容。此路径可控，还可逐步积累一些管理经验。

     其二是新闻出版总署开绿灯，鼓励地方创新，将民营出版业纳入创意产业园，培养一批没有出版执照，但政府承认出版资质的民营准出版社。

     其三如前述“指导意见”所言，支持民资与国企平等联合运作，合作的方式、内容、股权结构方面，政府不要微观干预。镣铐戴得太多，注定跳不出美妙的舞姿。无论哪种途径，在互联网革命的时代，产品内容的天花板都应大大提高。体制已在创新，更大的舞台势所必需。改进审查方式，建立追惩制度这类关键创新尤为不可或缺。如此，则可期待出版空间日渐扩大；也就不妨期待一种强大的软力量，犹如百年前商务、中华之呱呱降生，可为未来中国留一段佳话，更可助推未竟的百年转型。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