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0日，北京一个报亭内，《读者》杂志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1981年，《读者文摘》在兰州创刊，1993年改名为《读者》。记者薛珺摄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类期刊，1981年4月在兰州创刊，创刊名为《读者文摘》。初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半月刊。因与美国《读者文摘》同名，1993年7月改名为《读者》。《读者》自创刊以来，长期坚持真善美的基本价值，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发行量多年来稳居中国第一，并达到了世界综合类期刊第四位。

　　目前，该刊月发行量（含上半月和下半月刊）达900多万份，并有衍生期刊《读者》乡村版、《读者》欣赏、《读者》原创版、《读者》海外版等。

　　期刊创办

　　两个理科生合作，敲定宣扬真善美办刊方针

　　1980年秋天，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室编辑，36岁的胡亚权从总编辑曹克己那里得到指令，准备办一本杂志。他找到了文教室编辑，35岁的郑元绪做自己的搭档。

　　此前，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的胡亚权写过一本数学游戏的小册子，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郑元绪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们商定，准备办一本双月刊的文摘类杂志，以宣扬真善美为办刊方针。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经历很相似，学的都是理科，毕业以后都在农场劳动过，都喜欢读书”，多年之后，两人一致认为，这是一辈子最愉快的合作。

　　胡亚权还分析，“我们俩在性格上有些互补，我比较冒进，他比较沉稳；我比较粗心，他比较细心；我考虑事情喜欢创新，他考虑事情比较缜密。”

　　但是，用什么做刊名呢？郑元绪回忆说，“我孩子病了，胡亚权就到我家里来，在小桌子上给杂志设计栏目，想刊名。我的朋友从香港寄来了三本美国《读者文摘》的中文版，胡亚权拿去看。”

　　第三天，胡亚权还回杂志，郑元绪说，“《读者文摘》平民化的风格，朴实的叙述，在平凡的事情中以小见大，反映人性的光彩，使我们很受启发。”经过出版社讨论，最终确定用《读者文摘》作为刊名。

　　随后，他们借调了一名工人过来初选稿件。两人把最近几个月能看到的东西都搜罗过来，郑元绪回北京后，跑遍各大书店去买书和杂志。郑元绪买了一本《文汇增刊》第七期杂志，胡亚权拆开用图钉订在柜子上，然后照着画版式，并用了一张电影演员娜仁花的照片做封面。

　　创刊号换稿风波

　　出刊前撤换四篇稿件，《灵与肉》替补

　　创刊号的内容编完以后，两人决定在《光明日报》上登广告。

　　不料，到3月初，甘肃省委宣传部紧急通知他们暂停出刊。有两位领导看到了广告，对其中选编的三篇文章《共和国主席之死》、《彭德怀的最后八年》、《省委第一书记》提出质询。

　　宣传部领导调去当期杂志审读，并指出选入的《末代皇妃李玉琴》等也有问题。曹克己做了检讨后，把胡亚权和郑元绪找去商量，要求撤掉这几篇稿子，三人还商定，杂志以后不用这类题材吸引读者。

　　由于4月就要出刊，组织稿子补上已经来不及。此时正值“伤痕文学”的盛行期。胡亚权想到了自己刚读到了张贤亮的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后来被谢晋改变成电影《牧马人》），觉得不错，想用这个顶上去。

　　郑元绪去北京找赵朴初题写刊名一回来，他就说起了自己的意见。恰好郑元绪在《朔方》（杂志）上读过了《灵与肉》，而且印象深刻。于是，这部小说就被转载到了《读者文摘》的创刊号上。

　　1981年4月，《读者文摘》正式创刊，48页，定价三角，首印了30000册。

　　由于与邮局没有谈妥，他们与当时同属一个系统的新华书店协商后，新华书店同意代销15000册，剩下的15000册，出版社准备寄赠给全国县级以上文化馆，各省市大学以及全国两千多个县邮局，并附上杂志订单。包括副总编在内的全社编辑人员都帮助他俩抄信封。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正处于对知识和文化“饥渴”状态，阅读需求激增，而可供阅读的读物又相对贫乏，郑元绪回忆，因此《读者文摘》销量几乎直线上升，出到第7期的时候，发行量达到14万。到1984年初，达到180多万。

　　1989年下半年后，一些发行量上百万的杂志急剧下降，《读者文摘》内部也有人要求转变以宣扬真善美为主要目的的办刊方针。

　　此时，郑元绪没有被这些意见所左右，“我坚信人性力量的永恒”。到1993年，杂志发行量上升到了350万。

　　改名风波

　　与美国《读者文摘》同名，改名《读者》

　　由于中国的《读者文摘》与美国的《读者文摘》同名，早在1982年初，美国的《读者文摘》就写信给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许力以，要求兰州的《读者文摘》改名。

　　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胡亚权、郑元绪等人也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信转到编辑部以后，编辑部回信表示了拒绝。

　　当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通过，美国的《读者文摘》当即为中文版《读者文摘》进行注册，并于1982年12月30日被工商总局批准。80年代中期，他们又要求中方停止转载他们的文章，并质疑了兰州的《读者文摘》商标的合法性。

　　1989年，郑元绪想出一个办法，用《读者文摘月刊》的名义提起了商标注册，并悄悄使用在杂志上。

　　在公告期的最后期限，美国的《读者文摘》提出异议。

　　郑元绪记得，美国的《读者文摘》在中国有一个代理机构，几次函件往来，对方“很不客气”，“我们也很不客气，觉得不能向他们让步。期间，他们还通过我清华的校友斡旋，希望我让步，还通过《新闻出版报》的领导游说，转达他们的意思”，郑元绪没有同意。

　　但是，郑元绪意识到，美国的《读者文摘》在很多国家都有版本，如果自己的杂志要发展，将来走出国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他对期刊司司长张伯海表达了同意改名的想法，说“还是改了吧，长痛不如短痛”，张伯海很支持他的意见。

　　郑元绪就表示，想以《读者》作为刊名，既简洁大气，又有一种延续性。张伯海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

　　回到出版社以后，跟包括胡亚权在内社里的人交换了意见，他和彭长城都认可了这个名字。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1993年上半年做舆论准备，下半年举办征名等活动，1994年正式用新的刊名。

　　计划刚做好，国家商标局就打来电话，让杂志社1993年第四期就用新刊名。编辑部马上把已经准备好的第三期封二改成了征名启事，第四期再登一期。

　　两期征名启事刊出后，读者的来信雪片般飞来。有题名的，有痛哭流涕的。在征名中，取名最多的是《读者》。4月底，《读者》的刊名确定。

　　“改名毕竟是一件大事，必须借助媒体的力量推广”，郑元绪说，他便找到了央视著名主持人，“观察与思考”栏目的肖晓琳。

　　郑元绪在电话中跟肖晓琳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有关知识产权和商标法最好的案例，如果你们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可以过来随便拍，即使把我们当成一个反面案例都没关系，不需要给我们杂志做任何宣传，只要能让观众树立商标的观念。”

　　“肖晓琳带着摄制组马上就过来拍了”，郑元绪说，节目很快就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随后，很多媒体都跟进报道了此事。

　　此外，杂志社发了上百封信，请一些报刊报道《读者文摘》改名的消息。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刊物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大家也都接受了采访。因此，刊物的发行量一点也没有受到改名的影响。

1993年7月号，杂志正式启用了《读者》的刊名，改期杂志右下角还有“原《读者文摘》月刊”的字样。

　  衍生新期刊

　　与200作家签作品使用协议，推《读者》原创版

　　之后，《读者》先后推出了盲文版和第一个子杂志———《读者》乡村版（乡土人文版）。

　　2000年，《读者》又改为半月刊。2002年，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胡亚权又创办了视觉杂志《读者》欣赏，1982年元月进入杂志社的彭长城则升任主编。

　　在《读者》杂志社的二十多年里，彭长城很长一段时间负责刊物的经营，这使得他成了期刊界为数不多的精通杂志编辑运作，也擅长经营管理的全才。

　　在他的推动下，2003年，《读者》与周国平、毕淑敏、冯骥才等200多名全国知名作家签订作品使用协议后，在刊物上设立原创精品栏目，刊发原创作品。

　　在原创作品受到欢迎的情况下，彭长城决定推出双月刊的《读者》原创版。在内部会议上，他的提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彭长城说，“因为大家习惯了文摘的办刊形式，按部就班地工作。但是，我坚持要办。”

　　他还提出，原创版和传统的文学刊物有所不同，传统的文学刊物文学性特别强，但是原创版更强调人文精神，偏重于作家对社会对生活的感悟、体验，故事性比较强，读者定位以年轻人为主。

　　2004年10月，《读者》原创版正式推出，首印了50万册。其后，原创版又改成了月刊，每期的发行量均达到50多万份。

　　《读者》原创版聚拢了一批作家、写作爱好者和网上写手，并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彭长城说，“原创版在品牌的延伸、发展和创新上，往前走了一大步。在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原创版当年就盈利了。”

　　2008年1月，《读者》海外版创刊。由于《读者》的读者中，有不少老年读者，许多人从创刊起一直读到现在，他们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为此，《读者》在2008年1月又推出了大字版。

　　记者张弘北京报道

　　柔软人性力量的胜利

　　新观察

　　在中国的西北角，几个人在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办出了个二十余年兴盛不衰、对中国几代人影响至深的杂志，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现象。

　　多年来，对《读者》的成功学研究，早已经成为一个大课题，创办者们，也将成功之路归纳出“人性”、“理性”“知性”“平民性”概念。但如果剥去众多学术外衣与美学概念，我更愿意把《读者》的成功归纳为一句老话：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在《读者》创刊的那几年，“文革”刚刚过去，社会逐渐开放，文化百废待兴，人们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鲜空气。那个时候，无论从事写小说、出版还是创办杂志，都投身了一个朝阳行业。

　　而在众多文摘类刊物中，《读者》能够脱颖而出，美国的《读者文摘》对它的影响不可估量。也许正是对国际杂志的率先模仿，让《读者》在市场中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国际眼光”就是先进生产力。

　　《读者》的定位，得到公认的说法是“心灵鸡汤”，是对“真善美”多年如一日的坚持，这属于坚持“永恒不变的人性”，属于资产阶级的专有权。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对读者心里的干枯河床，有灌溉滋润的魅力，所以迅速得到读者的热爱，不令人感到意外。

　　而正是对这种风格的坚持，也难免遭受风雨的洗礼。1983年，有人认为宣传人性的《读者》成了“精神污染”，1996年，一篇文章把《读者》形容成“一处小小的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但是，尽管一路磕磕绊绊，《读者》并没有遭受更大的厄运，反倒是期发行量达到几百万份，成为最温暖中国人心灵的杂志，这当然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创办人胡亚权曾把《读者》当成一个人来分析，他说：“把它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培养。我们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它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它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

　　我在看《读者》的时候，也常把它看成一位性情中人，讲究宽恕，讲究调和，讲究幽默，讲究闲适，讲究个人自由。不管政治变迁，思潮流转，《读者》永远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这种老派让我想起了保守主义者。

　　如果真的把《读者》看成一位公民，我们就不敢低估这位公民对国人的影响。它不仅仅用温情滋润读者的心灵，让他们的心灵保持和谐，它还给读者传播了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气质。这种尊重个人自由，尊重正义公正的精神理念，像温和的中药，能缓慢地起效，让国人去凶邪之气，去暴戾之气，去专横之气，它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基础土壤。

　　这是一本杂志为三十年所贡献的柔软的力量。□潘采夫

　　一日三十年——01月02日

　第二个“一号文件”发布

　　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作为第二个“一号文件”，它充分论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文件对于一些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雇工，允许农民个体从事商业和运输业。文件发布后，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交

　　1992年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中部，面积为44.74万平方公里，首都塔什干。

　　一盏点亮心灵的灯

　　民间记忆

　　小时候，一次医疗事故使我全身瘫痪，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我快乐的童年。

　　外婆是最疼爱我的人，她一直照顾着我，她是一个慈祥、慷慨的老人，她给予我的爱胜过我父母。外婆的辞世给我的打击非常大，我简直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一天，我发现书桌上有一本《读者》，翻开扉页，读到《只能陪你一程》这篇文章，被深深打动了。

　　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你爱自己的父母，希望他们长命百岁，但你再孝顺他们，他们也会走在你前面，你只能陪父母一程……你看重朋友之间两肋插刀的友谊，然而，不是朋友离开你，就是你离开朋友，你只能陪朋友一程……”是的，我们希望美好的事情能够永远停留在我们身边，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谁能永远陪伴我们？又有谁能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呢？我和外婆相处有十几个春秋，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也只能算是一程。

　　那一瞬间，内心深处的震撼像电闪雷鸣似的，眼泪忍不住地夺眶而出。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我想，这或许是外婆派来的光明使者，它来慰藉我孤独的心灵，好让牵挂我的外婆安心离去。

　　从那以后，《读者》便成了我的“心灵鸡汤”，一盏点亮心灵的灯，时常被杂志上的故事感动着、温暖着，也时常受到启迪和鼓舞。

　　读者/袁琳伦

　　拉力器

　　那时流行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民众的健身意识逐渐增强。上世纪80年代初，健美操传入中国，健美和健身开始被国人所接受。

　　而且，随着人们对自身身体的关注，更多的健身方式开始出现。其中，拉力器价格便宜，不受场地限制，且简单易学。拉力器可以塑造肌肉的线条和形态，增强体力，很受人们的欢迎。

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