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已出版作品
2003年8月《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
2004年1月《樱桃之远》（春风文艺出
版社）
2004年5月《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7月《红鞋》（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7月《十爱》（作家出版社）
2005年1月《水仙已乘鲤鱼去》（作家出版社）
2006年11月《誓鸟》（光明日报出版社）
如果，你对“80后”作家并不“感冒”，可又隐约想尝试着读一读他们的文字。那么，不妨先从阅读张悦然开始吧。因为这个1982年出生的女孩，尽管与韩寒、郭敬明一样都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脱颖而出，但她的文字不同于许多“80后”作家，她所讲述的显然不仅仅是青春放纵、反叛传统，而是在成长的迷惘中，小心翼翼地梦想和求证。不妨先看几句网友总结的张悦然“经典语录”：
“幸福是生生不息，却难以触及的远。”
“我觉得我的青春纵身一跳，消失在一个没有名气和回音的山谷里。”
“她在我的左边，在我的右边，在我的无处不在。”
“那些曾经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东西，就在念念不忘的过程中忘却了。”
“没有谁来得及看足谁的成长，没有谁能真陪谁翻山越岭。”
这些话让人不免想起莫言对她的评价——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理极为相称的真实。
5月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北京语言大学第一次见到了这个“80后”的女孩。有着很浓城市味道的穿着，却也绝不夸张，说话随意而幽默，却也并不做作。文如其人。当天她是来参加北京语言大学组织的讲座：“暴风雪”与“樱桃”——梁晓声对话张悦然。整个对话过程张悦然不时将头侧向梁晓声，想求证她的前辈是否如她也有一些“坏毛病”，比如不守时，比如用尽各种谎言拖欠编辑的约稿。
她说她更想求证，这些“坏毛病”是作家的专利还是“80后”的专利。
“我是个没有大学的孩子”
毕业于新加坡一所大学计算机系的张悦然，在走进北京语言大学校门那一刻伤感地表示，“我是个没有大学的孩子”。她说，新加坡的大学管理很松散，没有班级的概念，也没有班主任会叮咛你的学习与生活，“加之我又是个经常逃学的学生，也不太爱参加学校组织的课余活动，所以在新加坡的生活是非常孤独的”。张悦然说，她经常会在进入某所大学的时候怀疑自己的大学生活，于是也就经常有“无学校可归”的感觉。
其实，张悦然并不叛逆，只是她当时选择的专业太不适合自己而已，“一直酷爱缥缈的文学，可是又想给自己设计一个稳定的人生，于是选择了计算机专业”。然而，许多事情证明了她当时的“设计失败”。她坦言自己的计算机水平差得可以，每次打开计算机，仍就是直接进入WORD文档。简而言之，她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仍旧回归了文学与写作。
“文学收留了我”
谈到最感激的人，张悦然说，最感谢的还是《萌芽》和新概念带给了她这么多的读者。也正是这些读者将张悦然拉回到写作上来。“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已经打算放弃写作了。忽然有一天我的朋友发短信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叫萌芽的网站，网站的论坛上有很多人在讨论你很久之前写的小说呢”。那时的她已经很久没有写东西了，一种只有舞文弄墨的人能读懂的感动涌上心头。下课以后，她冲到学校的计算机房，然后找到萌芽网站，她笑着回忆，“在一个完全都是英文系统的电脑里，我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萌芽’这两个字折腾出来，然后找到了萌芽论坛，然后找到了我的那些读者”。
此后，这个论坛成了张悦然真正的心灵家园，她每天都会徜徉其间，不断地点击“刷新”，想看到每一个最新的评论或是留言。于是，她又开始写作，开始用一些新的作品“犒赏”关注她的读者。回忆那段日子，张悦然说：“在最最迷茫的时候，是文学收留了我，于是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在写作。”
“为了躲避孤独却又回到孤独”
张悦然说，她是个特别害怕孤独的孩子，于是也就一直在找寻躲避孤独的办法。高中的时候，她写了一篇小说，结果许多同学看后都哭了。“我想这是和别人沟通的好方法，这样我就可以不孤独了，于是开始写东西”。
这种对于孤独的躲避不免让人想起张悦然加入作协一事。
去年，张悦然加入作协一事曾引起不小的波澜，因为她是被打上“80后”标签再进入作协的。对于许多媒体提出的“加入作协后有何不同”的提问，张悦然的回答很是有趣，“除了被反复问这个问题之外，没有别的不同”。她说，作协这个平台对她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以前在新加坡写作的时候还是挺孤独的，她还是很希望可以和一些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一些在这个职业上探索的人有些交流。她用带有孩子气的语气说，“作协像我们小时候的兴趣小组，更多的是把喜欢这件事情的人聚在一起”。
写作，躲避孤独的初衷。然而，当写作真的开始，她又只能继续在孤独中前行了。“我知道自己从事了一个孤独的职业，但兴致所至，欣然前往”。对于孤独，这个“80后”的女孩已经平和地接受了。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