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奥斯卡·王尔德
· 朱纯深 译
一个星期过后，我被转到这里。三个月过去了，我母亲去世了。你比谁都清楚我对她有多爱，多尊敬。她去世，对我是个如此可怕的噩耗，即便我曾出口成章，也有口说不出内心的哀伤和愧怍。即使是在我艺术的巅峰时期，也绝对找不出什么词语，载得动这千钧重负；也找不出什么词语，在我那万绪千声﹑沸沸扬扬而又无可言传的悲恸之中，能如音乐的雍容肃穆穿行其间。她和我父亲留给我一个他们已使之高尚荣耀的姓氏，不但在文学、艺术、考古和科学，也在我祖国的历史中，在我民族演进的历史中留名。而我却让那个姓氏永远地蒙羞，让它沦为下贱人流传的下贱笑柄，让它蒙上了耻辱的污秽。我把它丢给了恶人使它成为恶名，我把它丢给了蠢人使它成为愚蠢的别名。我当时承受的悲苦、现在还在承受的悲苦，用笔写不下，用纸记不完。我妻子那时对我好，不想让我从不相干的人嘴里听到这噩耗，病得那么厉害还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赶到英格兰，亲口把这样一个无可挽回、无可补救的损失婉转地告诉我。那些对我仍存有感情的人无不传话表示同情。甚至那些以前并不认识的人，听到我破碎的生活中又添新愁，也写信来要求把他们的哀思传达给我一二。只有你，冷眼旁观，没传来一句话，没寄来一封信。卫基尔对但丁说起那些没有高尚的冲动也没有深远的意向的人，像你的这种样子，用他的话最好说了：“别提他们，只用眼睛看，再走过去。”
三个月过去了。挂在牢门外，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刑期，用来记录我每天劳动与表现的日历告诉我，是五月了。
朋友们又来看我了。我照样问起了你。人家说你在那不勒斯的别墅里，正在出一本诗集呢。在会面快结束时，还随口说起那些诗是要献给我的。这消息似乎让我觉得一阵恶心。我一句话没说，默默地回到牢房，满心的鄙夷与蔑视。你怎么会做这样的梦，不事先征得我同意，竟要把一本诗集献给我？做梦，我说了是不是？这样的事你怎么也敢做出来？你会不会拿这样的话回答我：在我名扬天下、飞黄腾达的日子里，不是就答应过接受你把自己早期的作品题献给我？没错，我答应过，就像我答应任何一个刚踏上这条既艰难又美好的文学之路的年轻人，接受他们的敬意。对艺术家来说，一切敬意都是令人愉快的，而来自青年的敬意又一倍增其愉快。月桂之花、月桂之叶，一让苍老的手采摘，便枯萎了。只有青年有权为一位艺术家戴上桂冠。那是年轻人真正的特权，但愿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蒙羞含辱的日子同名扬天下、飞黄腾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还得弄明白，发财、享乐、出人头地，这些可以是大路货,但悲怆却是所创造的一切中最敏感的。在整个的思想和运动的空间内，只要稍有动静，它便会以既精妙又可怕的律动，与之共振。那敲得薄薄的金箔，能用来检测肉眼看不见的力的方向，可再敏感，相比之下也显得粗糙了。悲怆是一道伤口，除了爱的手，别的手一碰就会流血，甚至爱的手碰了，也必定会流血的，虽然不是因为疼。
你那次可以写信给瓦兹华斯监狱的狱长，征求我的许可把我的信发在“相当于我们英国的《双周评论》”的《法兰西信使》上，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写信给雷丁的监狱长，征求我的许可，让你把诗题献给我呢？不管你把那些诗说得怎样天花乱坠。是不是因为在那件事上我禁止了有关的杂志发表我的信件，而你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信的版权那时是、现在还是完全地归我所有；而在这件事上你以为可以不管我，随心所欲地做去，等我知道了要干涉也太晚了？我现在是个蒙羞受辱、穷困潦倒、身陷囹圄之人。单凭这一点，你要是有意要在你作品的扉页写上我的名字，就应该求我予你这个方便、给你这份荣耀、授你这项特权。一个人本该这样跟那些含垢忍辱的人们商量的。
悲怆中自有圣洁之境。总有一天你会领悟其中意思。否则就是对生活一无所知。罗比以及像他那种心地的人会明白的。当我夹在两个警察当中从监狱里被带到破产法庭时，罗比等在那长长的、凄凉的过道里，我戴着手铐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这时他能庄重地当众扬起帽子向我致意，这亲切的、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一下子让在场的人鸦雀无声。比这更小的举动就足以让人进天堂了。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正是因着这种爱，圣人会跪下给穷人洗脚，会俯身亲吻麻风病人的脸颊。这事我从未跟他提过。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我甚至是觉察到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是无法在形式上以话语正式道谢的。我将它存在内心的宝库中。将它存在那儿，作为我暗暗欠下的一笔债，我很高兴地想，这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将它存在那儿，让滴滴泪珠化作没药与肉桂，使它永远芬芳，永远甜美。在这个智慧于我无益，达观于我无补，引经据典安慰我的话于我如同灰土的时候，那小小的、谦恭的、无声的爱之举动，想起它，就为我开启了所有怜悯的源泉：让沙漠如玫瑰盛开，带我脱离囚牢的孤单与苦痛，让我与世界那颗受伤的、破碎的、伟大的心相依相连。当你不单单能够理解罗比的举动是怎样的美好，而且还能理解这举动为什么对我意义如此重大，并将永远意义重大时，那么，你也许就能明白本来应该怎样、应该本着一种什么精神，来同我商量，允许你把诗献给我。
一点也不错，我无论如何不会接受这献诗的。虽然，也许吧，在其它情况下你问了我会高兴，但仍会为了你好而拒绝这一请求的，不管我自己心情如何。一个年轻人，在他青春正盛时呈献给世界的第一部诗集，应该像春天的鲜花，像莫德林学院草坪上的山楂树，像康姆纳田野的立金花；而不该去背负一个可怕可恨的悲剧、一个可怕可恨的丑闻。倘若我让自己的名字用去为诗集的问世报喜，那将是艺术上的一大错误。它将使整个作品裹在一种错误的氛围之中，而现代艺术中氛围又是如此重要。现代生活是复杂的，相对的。这是它的两个显著特征。要表现第一个，我们需要氛围及其微妙的神韵、暗示和奇妙的透视；要表现第二个，我们需要背景。这就是为什么雕塑已不再是一种再现型艺术，而音乐则是；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是、也一直是、将来永远还是再现型的最高艺术。
你的小书，本来应该带着西西里岛的神韵和阿卡狄亚的田园风味，而不是罪犯被告席的龌龊和囚牢的恶浊。你提议的这样一种献诗，还不只是艺术品味的错误；从别的观点来看也是完全不恰当的。它会显得像是你在我被捕前后的举止态度的延续。它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这是愚蠢地虚张声势，是那种在人所不齿的偏街小巷被贱卖贱买的勇气。就我们的友谊而言，复仇女神已把你我像苍蝇似的打得稀烂。在我身陷囹圄时献诗给我，实在像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耍贫嘴，在过去你还只是写信的那些个可怕的日子里——为了你好我真心希望那些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你常常公开以这种耍贫嘴的顶撞功夫为荣，很得意地自我吹嘘。这样做，不会产生我料想——我确实相信——你所属意的那种严肃的、美好的效果。你要是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会劝你暂缓一阵出版你的诗集；如果不喜欢这样的话，最初可以先匿名出版，等你的歌为你赢来了仰慕者——唯一一种值得争取的仰慕者——那时你可以转过身来对世界说道：“你们赞赏的这些花是我种的，现在我要把它们献给一个人，这个人你们把他遗弃了、赶走了，我以这些花来表达对他人品的热爱、尊敬和钦慕。”但是，你选的方式错了，选的时间也不对。爱是讲策略的，文学是讲策略的：这两样你都不敏感。
这一点我已经详细地对你说了，以便你对它能充分了解，从而理解我为什么会当即写信给罗比，提到你时口气是那么鄙夷不屑，并绝对禁止你的题献，而且希望能把我说你的这些话细心抄出来寄给你。我感到终于是时候了，得让你对自己干下的事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有所领悟。蒙蔽之深会变成怪异；而一份没有想象力的心性，如果不去唤醒的话，会变成石头般的冥顽不灵。如此一来，肉体可以吃可以喝可以享乐，而以肉体为寓的灵魂，会像但丁笔下布兰卡·德奥里亚的灵魂那样，永无复活之日了。我的信你似乎收到得正是时候。就我判断，那些话对你像是五雷轰顶。在给罗比的回信中你自己说了，“失去了所有思想和表达的能力”。的确，看那样子你除了写信给你母亲告状外，想不出更好的什么了。她本来就因为看不到怎样才是真的对你好而铸成了自己和你的不幸，这下当然是想方设法安慰你，我想是把你又哄回了早先那种不肖也不中用的样子。至于我这头呢，她告诉我的朋友，说我这样对你严词贬责使她“非常的不高兴”。的确，她不但把这不高兴跟我朋友说了，还跟别人——我几乎不用提醒你了，是更多得多的人——说了，这些人并非我的朋友。而现在，我已通过那些同你和你家相交甚厚的渠道听说了，本来由于我的过人才华以及所受的非人折磨，人们对我的同情在渐渐不断地增加，但是出了这件事，这同情已荡然无存。人们说：“呵！他早先想把那慈祥的父亲弄进监狱不成，现在又转过来把这失败怪罪到那无辜的儿子头上。真是活该被咱们看不起！多么不识抬举的人！” 在我看来，当有人在你母亲面前提到我的名字时，假如她对自己在我的家破人散中所应负的那份责任——不小的一份呢——没什么悲伤和遗憾之词可说的话，那也请她保持沉默为好。至于你——难道你现在还想不通吗，当时要是不写信向她告状，而是直接写给我，有那个勇气把你要说或认为要说的话统统说出来，这样做不管从哪方面看对你都更好吗？我写那封信到现在快一年了。你不可能在这期间一直“失去所有思想和表达的能力”吧。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从我的信中你看到你所做的一切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令我有多生气。还不止如此呢；你看到，你同我的友谊，前前后后巨细无遗地摆在了眼前，终于本色毕露，毫不含糊。过去我常常说，你这样要把我毁了。你听了总是一笑。在你我交往之初，爱德文·列维看到当你在牛津不幸落难时——如果我们非把它称为落难不可的话——是怎样把我推出去为你担忧受过、出面甚至出钱；在我就这事向他请教求助时，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规劝我不要同你认识来往。在布莱克奈尔我跟你讲了同他的那次令人难忘的长谈，你听了一笑。我曾告诉你，即使那个最终和我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幸的年轻人，也都不止一次地警告过我，说你将来会比任何人，甚至比我傻乎乎认识的那些普通男孩，都要致命得多，终将置我于身败名裂的死地。你听了一笑，虽然这次没觉得那么好玩。当我那些为人更谨慎或者相交不甚厚的朋友，因为我同你的友谊，要么对我忠言相劝要么离我而去，你知道后不屑地一笑。当你父亲第一次在给你的信中咒骂我时，我告诉过你，我知道自己不过是你父子交恶中的卒子而已，最终是遭殃。你听了狂然大笑。但结果是，我说了要发生的事，大大小小无不全发生了。你没有理由说不知道这一切的始末曲直。为什么你不给我写信？是怯懦吗？是无动于衷吗？是什么呢？我对你发脾气，在信中发了脾气，这更应该是你写信的理由啊。如果认为我信中说的有理，你应该写了信来。如果认为我说的有一点点的不合理，你应该写了信来。我等着一封信。我确实感到，你终究会明白的，如果旧日的感情、那世人颇不以为然的爱、我千百次向你表示的善而不得善报的盛意、你千百次欠我的尚未回报的人情，倘若这一切你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话，那么光是履行义务，这人与人之间最无情意可言的契约关系，也该使你动笔了。你不至于当真认为，我除了家人的事务信函外，不让收到任何东西了吧。你非常清楚地知道，每隔十二星期罗比都写信给我，说一点文坛消息。再没有什么比他的信更令人如沐春风了：那份机智，那些精辟的批评，那轻巧的笔触——这才真叫写信，就像在跟人谈天，很有法国人称之为 “密友闲聊”的况味。他把对我的敬服表现得含蓄优雅，一会儿诉诸我的理性判断，一会儿投合我的幽默感，一会儿与我的审美直觉呼应，一会儿与我的文化修养合拍，处处微妙地让我记起自己曾经在许多人眼里是品评艺术风格的一方盟主，对一些人来说是最高盟主。他既显示了自己文学的策略，也显示了他爱的策略。他的信是我与那个美丽的非现实的艺术世界之间的小小信使，在那个世界里我曾经尊贵为王。的确，本来会继续为王的，只是我让自己受诱惑，掉进了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掉进了粗鄙而不圆满的激情、正邪不辨的嗜好、没有止境的欲望、散漫无定的贪婪之中。然而，该说的都说了之后，肯定你自己心中怎么也会理解，也会想得到，即使是基于好奇这一普普通通的心理，我也很想收到你的消息，胜过听到艾尔弗列德·奥斯汀要出一本诗集、斯特利特在给《每日纪事》写剧评、或者是由一个读一篇颂词也要口吃的人宣称梅纳尔太太为新一位掌管风格的女判官等诸如此类的新闻。
啊！要是换成了你在监狱——我不说是因为我的过失，要是这样那太可怕了……
